环球医药2006脸谱
——全球九大医药关键词
医药经济报 2006年12月29日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海峰
对于全球医药领域的许多企业来说，2005年是一个困难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一些重要的药品专利失效，盈利水平下滑，行业公众形象恶化。2006年，医药行业继续承受着不断来自媒体与公众的攻击，以及其他的重大压力。美国医疗保险处方药物D计划的实施改变了美国医药经济的格局；由于失去专利保护，专利药品损失2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药品监管制度的不确定；难以令人振奋的药品研发线；以及医疗保健支付的新模式。或喜或忧，且看2006年的医药脸谱群像!
医保新案：慢性病用药看涨
今年1月，美国开始实施的医疗保险处方药物D计划（下简称D计划）可谓医药行业年度大事之一。虽然D计划的实施不如预计的那般顺利，不过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D计划仍持欢迎态度。由于美国医疗保险补助服务中心强制要求在D计划的7个领域内纳入品牌药，品牌药在D计划中所占比例与其在总体药物中所占比例相等，因此销售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自D计划实施后，零售处方药需求呈上升态势：今年前3季度的销量高于预期，其中第3季度的零售处方药销量比预期高1%~2%，降脂类药物则高出2%~3%。D计划的实施令许多慢性疾病用药的销售额出现增长。
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药品销售额以5.9%的速度继续增长，达到约5800亿美元，不过这一增速比上年有所放缓。新药，尤其是抗癌药阿瓦斯丁（Avastin）、爱必妥（Erbitux）、力比泰及特罗凯的问世，成为推动销售额增长的首要力量。此外，D计划扩大了受益患者人群，这也是销售额增长的推动因素。
中国：持续魅力
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政府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医疗保健体系；而药品供应商为了能够在医院招标中胜出，纷纷展开激烈的竞争；强制性的药品降价继续压低制药企业的利润。
考虑到中国是大国中增长最快的医药市场，同时也是潜在的最大的处方药市场，许多跨国药企已将中国作为投资路径之一：2004年底，罗氏在上海郊区开设了其全球第五家、中国第一家研发中心；阿斯利康在大举投资销售领域之余，还将投资1亿美元于2009年开设中国阿斯利康创新中心；诺华正与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并与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组建联盟；辉瑞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性总部，并考虑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
土耳其：仿制即品牌
土耳其市场增长迅速，它位于亚欧之间，拥有强大的工业与基础设施，更类似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其欠发达的医药市场估计占到全国GDP的40%。目前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15个医药市场之一，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其医药市场增长 20.8%，达到71亿美元，成为远比俄罗斯（地区性医药巨头，销售额为39亿美元）以及任何欧盟新成员国更有前景的市场。
土耳其是世界上仿制药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仿制药销量、销售额分别占到全部市场的54%和45%，竞争异常激烈。不过，土耳其公众并没有真正理解仿制药的概念，因为仿制药品牌在土耳其非常强大并根深蒂固，公众通常难以看到仿制药与专利药之间的区别。因此，土耳其的仿制药企业往往是以与专利药相似的方式在市场上开发与销售仿制药。
仿制药：赚得盆满钵满
2006年是仿制药行业的丰收之年，因为有6个单品种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失去美国专利的保护。它们是默沙东的降胆固醇药辛可、辉瑞的抗抑郁药左洛复、赛诺菲-安万特的催眠药安必恩、百时美施贵宝的降胆固醇药普伐他汀、诺华的抗真菌药兰美抒及葛兰素史克的抗呕吐药枢复宁。
今年有关波立维的仿制药风波尤其引人关注。波立维在未来6年中将不会失去专利保护。波立维是由百时美施贵宝与赛诺菲安万特销售的抗凝血药，该药在美国的专利将于2012年到期。然而，加拿大仿制药企业Apotex出人意料地于8月份推出了波立维的仿制药。此前， Apotex一直在法庭上对波立维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为了终止诉讼，赛诺菲-安万特、百时美施贵宝用巨资与Apotex达成私下协议，Apotex的波立维仿制药延迟到2011年末上市。
然而就在监管当局阻止这项交易时，Apotex趁机将其产品投放市场。法院最终给予赛诺菲-安万特与百时美施贵宝停止Apotex销售产品的禁令，不过并未要求召回已经发出的产品。Apotex已发出的产品据悉足以满足市场6~8个月的需求。
波立维一直是赛诺菲-安万特和百时美施贵宝的重要盈利产品。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波立维的销售额分别占到赛诺菲-安万特、百时美施贵宝全部销售额的6%和34%。波立维是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药品之一，仅次于立普妥。如果不是受到仿制药的意外冲击， 2006年波立维销售额预计将超过60亿美元。截至2006年8月份的初步数据显示，Apotex的产品已经抢占了美国53%以上的市场份额。
2006年6月的前12个月期间，全球仿制药市场增长迅速、引人瞩目。在销售额排名列前8位的国家中（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及加拿大），仿制药合并销售额增长8.9%，达到548亿美元。
自2002年以来，在欧洲5大市场中，仿制药市场的增速将会持续超过整个医药市场的增速，其增长速度是专利药的两倍有余。在这些市场中，仿制药的销量、销售额分别占到全部市场的38%和17%，大大超出美国市场仿制药销售额11%的比例。随着美国成本控制措施趋紧，仿制药应用日益广泛，其增长势头将会有增无减。
仿制药辛伐他汀在德国表现优异，引领同类药物组合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增长因素。它不仅瓜分了默沙东品牌药辛可的市场份额，还瓜分了降血脂类药物中的其他有关产品，尤其是辉瑞立普妥的市场份额。
类似情况预计将会在抗高血压药物领域中出现。2009年，科素亚将失去专利保护。同类药物组合这种将金标准产品与低品牌差异化结合的独特方式，为制造商开发同类药物市场潜力提供了大量机会。
重磅炸弹药：研发有专攻
重磅炸弹药物继续推动医药市场增长，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占全部销售额的37%。在此期间，单品种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有101个，其中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的有35个，超过30亿美元的有16个。从2006年6月起，又有15个药品达到重磅炸弹级标准，包括Humira、Vytorin及阿斯利康的Symbicort（一种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吸入型甾体药物）。
在目前的101个重磅炸弹药物当中，有7个药物将可能在2007年面临仿制药竞争。不过，IMS分析，新产品上市以及已上市产品销售额上升意味着重磅炸弹的药物数量还会继续增长。
到2007年，预计重磅炸弹药物的数量将达到112个，其中将可能包括治疗精神分裂症的paliperidone、抗抑郁症的desvenlafaxine，以及治疗糖尿病的vildagliptin。
与初级保健医生开出的处方相比，重磅炸弹级候选药物更有可能在专科医生开出的处方中诞生。在过去几年中，面向初级保健市场的新上市药物数量一直在减少，而专科用药领域的重磅炸弹药品数量在迅速上升。
据IMS预计，2007年全球医药市场将增长5%~6%，市场将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根据其 2007年医药市场预测，全球医药销售额将达到6650亿~6850亿美元。美国市场增速将降至4%~5%，这部分是因为数个重要产品将失去专利保护。从长期看，整体医药市场的增长将趋于稳定，企业正采取不同的策略以找准自身定位。此外，新药的增长将难以抵消品牌药转为仿制药的速度，品牌药市场增速将继续放慢，仿制药市场增速将进一步加快；初级保健市场增速将放慢，专科用药市场将加快；传统药品市场增速将放慢，生物技术药物市场将加快。
辉瑞：史上最艰难
在一直由品牌药主导的市场上，仿制药生产商加快了攻城略地的步伐，品牌药生产商则通过延伸产品线、专利保护、重构产品组合以阻止销售收入被侵蚀。辉瑞剥离了年销售额39亿美元的消费者健康护理业务反映了公司已经将核心医药业务放在了优先位置。6月份，辉瑞将消费者健康护理业务以16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强生公司。
辉瑞管理层为了提升股东价值，更多地专注于广泛的战略举措，对此，分析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拥有更多的现金之后，预计辉瑞将开展一些涉及化合物收购的交易，以解决主要产品如络活喜、左洛复专利到期，而新产品青黄不接的窘境。尽管辉瑞进行了许多变革，公司董事会还是令人意外地解聘了CEO马金龙，任命前首席律师杰弗瑞·肯德勒为新任CEO。
辉瑞的销售收入在全球医药企业中仍然排名第一。不过，公司销售收入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下滑，公司正在经历150 年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2000年，辉瑞公司股价升至最高，此后跌落了差不多50%，目前正在1998年初以来的最低价位徘徊。目前的辉瑞已依赖并购来削减增长成本。
尽管辉瑞公司2005年度研发预算超过80亿美元，但实验室并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新药。因为近期新产品上市情况不如人意，因此辉瑞对已上市产品的业绩要求越来越高。Caduet是阿托伐他汀和氨氯地平的复方制剂，用于治疗高胆固醇和高血压，2005年销售额仅为 1.87亿美元，而分析师的预测值是3.05亿美元。辉瑞希望在络活喜专利到期之前，Caduet能取代络活喜。
与此同时，辉瑞的美诺威，用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药物，2005年销售额仅为4900万美元。由于标签上的限制说明以及对高血钾症的担心，医生迟迟不能接受从而限制了该药的应用。
2006年，失去专利保护的已上市药物总值超过230亿美元。2007年，失去专利保护的已上市药物的总值将可能超过160亿美元。辉瑞又将度过一个严重的专利到期年，其中包括抗高血压药络活喜在美国及欧洲主要市场的专利到期，抗过敏药仙特敏在美国及意大利的专利到期。络活喜是辉瑞销售额排名第二位的药品，占公司全球销售额的10.5%，仙特敏则排名第七位。
抗肿瘤药：要算“经济”帐
抗肿瘤药物市场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销售额增长了21.9%。人口老龄化以及诊断技术的提高推动了需求增长，医药行业以强大的创新产品线迎接这一挑战。2007年预计抗肿瘤药物销售额将达到400亿~450亿美元，占到全部市场增长的将近20%。
IMS预计，到2010年，抗肿瘤药物将成为市值最大的单个领域，约达到576亿美元。在欧洲和日本，抗肿瘤药物已经成为销售额最高的药品领域，在美国也在快速增长。
抗肿瘤市场前景广阔，治疗手段与技术有望取得突破，其中包括2个新的抗癌疫苗。不过，产品竞争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患者人群变化，以及对抗癌疗法重新组合的需要也为抗癌治疗带来了挑战。癌症正在成为一种慢性病，患者承受能力已经成为重要问题，决策必须建立在对成本-效果的分析之上。由于该领域应对需求变化的预算资源短缺，从而使制定真正体现差异化价值和社会福利的健康经济学战略显得愈发重要。
新药开发：“利”字摆中间
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药品销售额以5.9%的速度继续增长，达到约5800亿美元，不过这一增速比上一年有所放慢。新药，尤其是抗癌药物阿瓦斯丁、爱必妥、力比泰及特罗凯的问世，成为推动销售额增长的首要力量。
开发和上市新的化学实体是制药企业为患者及公司业务创造价值的一种途径。今年，已上市的新化学实体包括赛诺菲 -安万特的减肥药Acomplia、辉瑞的吸入型胰岛素产品Exubera，以及辉瑞的抗癌药Sutent。不过，新推出的化学实体数量在减少，这就要求每一个上市产品都要取得最大化的成功。
2005年上市的新化学实体中有22个属于专科医生用药，IMS预计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在2006年预计上市的39个新化学实体中，有2/3属于专科医生用药。其中，主导这一趋势的是11个抗肿瘤新药。在未来5年中，预计抗肿瘤药物将占到新化学实体的50%~55%。
2007年，新上市药物的数量预计将在25~35个之间。不过，随着制药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发专科用药及疗法，新产品对整个市场增长的贡献将不如以往。
生物技术：初遇仿制药
生物技术产品在全球药物研发线中约占27%，是另一个创新产品的源泉。该领域在其生命周期中正处于一个令人兴奋的阶段，它不再是个新兴行业，但也不太成熟。未来几年，它将会有更佳表现。不过，该领域还要应对许多挑战，包括生物技术与市场动态的变化；伦理问题，如干细胞应用；监管挑战，包括生物仿制药的出现，这种产品通常于企业开发出原创性的产品后，仿制企业独立开发并获得许可。
生物药品开始面对仿制药的竞争是行业趋于成熟的表现。今年初，山德士的Omnitrope和 Biopartners的Valtropin，成为第一批由欧洲监管当局受理销售许可审查的生物仿制药。此后，Omnitrope在美国获得了许可，并于 2005年11月在澳大利亚上市。
对生物仿制药的监管审批与化学仿制药不同。对于小分子药物，仅需要证明两种产品是同等的，而生物药品的精确结构高度取决于生产工艺，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以证明仿制药与原创药是同等的。Omnitrope和Valtropin都是重组人生长因子，为 somatropin的生物仿制药。Omnitrope是以辉瑞的Genotropin作为参照药进行开发的，Valtropin是以礼来的 Humatrope作为参照药进行开发的。
在欧洲许多接受审查的生物仿制药中，Omnitrope与Valtropin可能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的生物仿制药。欧洲监管当局预计在明年将受理另外几项申请，如胰岛素、EPO、促生长激素和G-CSF。生物仿制药与原创药的价格差异不可能像小分子药物那么高（小分子药物的价格差异可以达到60%），生产的复杂性以及仅有少数企业能够进入这一领域，使得生物仿制药不会大幅度降价。
为了挖掘生物仿制药的潜力，许多企业已经进军该领域。今年6月，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生物制药企业SciGen宣布已获得G-CSF、EPO的生产、分销与销售权。生物仿制药领域的其他重要企业还有梯瓦、山德士、Biopartners、Cangene、 GeneMedix、LG化学、普利瓦、Rhein Biotech、Roemmers及Stada，一些具有生物技术专长的研发型企业也可能会推出生物仿制药作为新的增长途径。
在过去几年中，生物技术领域的增速明显超过整体医药市场的增速。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生物技术领域销售额增速为15.5%，达到551亿美元。EPO、G-CSF、Aranesp及Enbrel等数个生物技术药物已经达到重磅炸弹级水平。 Humira，由剑桥抗体技术公司开发、雅培公司销售的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单抗药物，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的全球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从而成为欧洲首个重磅炸弹级生物技术药物。
2006年，全球医药领域地区市场重心在发生转移。全球医药市场增长速度约为6%，市场重心继续从美国向新兴国家转移。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美国的增速不到6%，而占全球医药销售额80%以上的10个主要市场的合并增长速度仅高于 5%。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这欧洲五大市场的增长速度低于美国，它们的合并增长速度不到5%。
中国、巴西、韩国、俄罗斯及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反映出制药企业在传统市场日趋成熟后，正在将拓展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欠发达市场。例如：中国，2006年6月前的12个月期间，医药市场增长速度高达14%，达到100亿美元（仅指医院）。
2007年，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将会不断增长，医疗普及范围更加广泛，预计将继续会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咨询公司IMS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七大医药市场，土耳其将名列第十。
他汀类药物仍然是几家制药公司销售收入的主要力量，该类药物在2006年6月前12个月期间的全部销售额为 327亿美元。IMS的统计数据显示，辉瑞的立普妥以133亿美元的销售额再次夺魁。在最近击退了兰伯西（Ranbaxy）的挑战之后，立普妥的专利在 2011年之前看来是安全的。不过，立普妥正面临着新产品的竞争，像默沙东和先灵葆雅广为宣传的Vytorin。Vytorin是一种复方制剂，可以降低体内胆固醇的产生和吸收。虽然面对仿制药的竞争，默沙东的辛可仍以55亿美元的销售额排名第五。
由于最近的临床研究效果显著，他汀类药物的销售额将会进一步上升。临床研究发现，阿斯利康的可定（Crestor）不仅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还可以逆转动脉硬化症。虽然2006年辛可 (辛伐他汀)和普拉固 (普伐他汀)的专利失效将继续影响销售额增长，不过公众对降脂药物疗效认知度的提高，患者检查确诊数量的增多，以及新的组合疗法将会继续推动其需求增长。`
星期五, 十二月 29, 2006
星期四, 十二月 21, 2006
USP在我国建立具实验室功能的分支机构
日前，美国药典委员会(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USP) 董事会已经批准在我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这将成为USP在海外设置的第二个具备实验室功能的分支机构。此前，USP已于2006年2月在印度成立分公司。
USP中国分支机构的实验设施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不仅可以提供协同测试、技术支持，而且包括客户服务以及培训。该实验设施计划于2007年2月正式运行。
中国分支机构的成立是USP近来在中国活动的一部分。早在2005年，USP已经与中国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USP通过制定标准来保障药品质量。除印度分公司外，USP还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客户管理办事处。此次在上海设立USP中国分支机构将进一步提升USP在全球的影响力，以便推广到全世界有赖于USP标准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郭）
日前，美国药典委员会(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USP) 董事会已经批准在我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这将成为USP在海外设置的第二个具备实验室功能的分支机构。此前，USP已于2006年2月在印度成立分公司。
USP中国分支机构的实验设施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不仅可以提供协同测试、技术支持，而且包括客户服务以及培训。该实验设施计划于2007年2月正式运行。
中国分支机构的成立是USP近来在中国活动的一部分。早在2005年，USP已经与中国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USP通过制定标准来保障药品质量。除印度分公司外，USP还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客户管理办事处。此次在上海设立USP中国分支机构将进一步提升USP在全球的影响力，以便推广到全世界有赖于USP标准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郭）
星期三, 十二月 20, 2006
岁末闲谈《大国崛起》
我最喜欢关于葡萄牙，西班牙，丹麦，英国这几集，因为比较喜欢一个KOEI 开发的《大航海时代》游戏，我玩过一代和二代，但第三，四代都没时间玩了，现在也出了网络游戏更是没有接触过，此游戏英文名为Uncharted Waters。当然一二代界面简陋，但有完整的剧情，还没有3D。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6年12月18日 星期一
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2006年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系列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
他们甚至会说，播放这套片子的意义，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播放另一套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意义相当。
尽管《大国崛起》和《河殇》所提出的观点并非无可指摘，但能够把这些观点公开呈现出来，以供各方争辩、讨论，这本身就意义非凡。
2006年行将结束之际，我专门抽出了一整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12集的《大国崛起》。
目前，海内外正在热议这套政论片，褒贬毁誉，分析揣测，其激烈和热闹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18年前《河殇》播放引起的轩然大波。
全面分析《大国崛起》播放的意义，充分争鸣《大国崛起》观点的得失，绝非一篇文章所能讲清，也绝非一人力所能及，所以，从新年开始，我打算在《远观中国》 专栏中采访海内外一些学者，听听他们的评价。至于这一期的专栏文章，就权且以我自己零碎的观后感，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场白吧。
意义何在？
《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片中提出的所有观点是否都令人信服，而在于它能够在中国中央一级的官方电视台上播放，在于它独特的谈论方式。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崛起”是海外政界、商界、舆论界最热的话题之一，中国官方也一改过去对此或讳莫如深或遮遮掩掩的态度，不仅在最高层的会议上请专家介绍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而且也正式对外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
但是，是否谈论大国崛起是一回事，如何谈论又是一回事；闭门开会探讨时如何说是一回事，电视公开探讨时如何说又是一回事。我想，中共中央政治局请去的专家 一定会被告知“不要打官腔、讲官话”，但在以往的中国，讲话的口径可一向是“内外有别”的。《大国崛起》播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公开在中央一级的官 方电视台上，以有别于“官腔”的方式，谈论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它能够正视官方媒体通常回避或欲说还休的西方列强崛起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方 面的真正原因，例如，它并不忌讳使用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等等通常是持独立观点的学者才会使用的词汇，它也让许多西方学者、政治家直接面对中国观众阐述他 们自己对本国崛起的见解。
这也因此引起了海外舆论声称此片是为胡、温政改造势的揣测，但《大国崛起》的总策划之一麦天枢却否认了官方下令制作此片的说法。然而，不管此片出台是官方启动还是民间推动，它最终获准播映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大国崛起》讲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国家在历史上分别崛起的故事，并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实，这些国家 在崛起之初并非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有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刚刚踏上崛起之路时还是君主制国家，但这九个国家至少有一个共同 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管是民选还是世袭，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
《大国崛起》特别谈到，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取决于它是否在经济上崛起，纯粹靠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而实现的崛起，很难长久维系。但此片没有明说 的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则取决于它是否有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很难想象一个钳制言论、窒息学术的国家，会有真正、持久的经济繁荣。
在我看来，这套政论片最精彩的内容，是分两集展开的“英国篇”。影片编导在分析英国崛起的原因时，几乎摆脱了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所有束缚，毫不忌讳地谈到 了英国的议会民主、经济开放、思想自由、科技创新、专利制度、殖民扩张等几乎所有重要因素。影片也没有为强者遮丑，而是专门谈到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大帝国最 初给宗主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最后带来的巨大负担。
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崛起》还对比了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两种崛起模式的优劣，正确地指出：德国和日本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虽然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崛起，但 缺乏民主自由传统导致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法西斯政权，它们所选择的通过对外侵略实现大国梦想的道路不仅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灾难，而且也在同时毁灭了自己的国 家，而德日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二战后通过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和平发展而实现的。
美中不足
但令人失望、也令人诧异的是，在对中国改革最有启迪意义的“苏联篇”中，影片编导却未能全面、系统、客观地总结出苏联奇迹般崛起、但又仿佛一夜之间崩溃的经验教训。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变天、苏联解体之后，分析其中原因的文章、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中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相应探讨，尽管在苏东巨变之 初中国特定的政治气氛中显得欲言又止、委婉曲折，但心底里、私下中，用句大白话说：“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 对于苏东剧变前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则更为鞭辟入里，直言不讳。可惜的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却未能在《大国崛起》的“苏联篇”中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篇”并非完全回避苏联的弊病和缺陷，但很遗憾，我从中更多地看到的却是：影片编导对苏联早期所谓“建设成就”的不切实际的赞美，对苏联空想社会实验 的依依不舍的留恋，对苏联制度致命缺陷的避重就轻的描述，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言不及义的解释……联想起不断闪烁思想火花的“英国篇”、“美国篇”和其它各 篇，我甚至怀疑“苏联篇”的编导是不是毫不相关的另外一批人，因为如果“苏联篇”的基本思路能够成立，那邓小平也没有必要在1978年的中国启动完全背离 苏联发展模式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更没有必要在1992年的中国推动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第二波市场化改革浪潮。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便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崩溃其实最早源于中国：“仍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共产主义在越南取得胜利仅仅三年之后，试图继续推动文革 的激进毛派被击败仅仅两年之后，邓小平便在1978年让他的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当时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条路将会延伸多远，确实，世界其它 地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体会到，10亿中国人已经悄悄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完全否认苏联的成就、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任何价值，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我认为，客观地总结苏联兴衰的根本原因，与赞美和怀旧毕竟是 两回事。对于一度的“超级大国”苏联为何在政治、经济、军事的 “冷”较量中输给对手美国，东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多的解释，我这里只想提及两点：
其一，苏联式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误判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一时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膨胀、乃至军事机器强大等等外在的东西，均如建立在沙堆上 的巨型大厦，体积愈大，崩盘愈骤。其实，《大国崛起》的“英国篇”在谈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富论》时，已经触及到这一点：英美等国的经 济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利用人皆自私的本性并使之达到“主观利己、客观利人”之功用的巧妙制度安排。不知为什么，“英 国篇”的这种理性之光却未能延伸到“苏联篇”，照亮有关苏联兴衰原因的历史迷宫。
其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自认为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真理，因此排斥一切异端邪说，简而言之，除了几次短暂的思想 “解冻”，苏联基本上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纵观人类历史中所有崛起大国的兴盛时期，如果不是昙花一现，都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繁荣。 历史上，君主制曾与国家崛起多次同床，但国力兴盛却很难与思想专制长期通婚。具体到美苏的冷战较量，美国恰恰因为思想多元，能够兼容各个流派之间的学术争 鸣，并能够在政策上多方吸纳，所以，美国能够以似乎不符合古典经济学教义的凯恩斯学说疗治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甚至不惧以貌似苏联计划经济的“新政”措施 来对付经济大萧条，而苏联则死守官方意识形态的僵死教条，最终让缺乏活力、又无法自我修正的经济体制拖垮了国家。同样遗憾的是，《大国崛起》“苏联篇”未 能对这一深刻教训作出足够的强调。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吊诡：过去恰恰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吸引力和苏联的巨大威胁，面对生死存亡，思想多元、体制灵活的美国选择了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之 路，最终在与体制僵硬的苏联的较量中，“不战而胜”；如今则恰恰因为失去了对手，一览众山小，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便开始狂妄自大，9·11事件之后， 更是过分迷信武力的力量，抛开联合国，入侵伊拉克，结果陷入战争泥沼，难以自拔。
那么，今日梦想“和平崛起”的中国，应该选择走那一条路呢？
从《大国崛起》的公开播映来看，中国似乎选择了在扩大经济自由的同时逐渐增加思想自由的路径，尽管这套政论片的“苏联篇”未能清晰地指出苏联崩溃的真实原因。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我最喜欢关于葡萄牙，西班牙，丹麦，英国这几集，因为比较喜欢一个KOEI 开发的《大航海时代》游戏，我玩过一代和二代，但第三，四代都没时间玩了，现在也出了网络游戏更是没有接触过，此游戏英文名为Uncharted Waters。当然一二代界面简陋，但有完整的剧情，还没有3D。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6年12月18日 星期一
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2006年中国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系列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
他们甚至会说，播放这套片子的意义，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播放另一套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意义相当。
尽管《大国崛起》和《河殇》所提出的观点并非无可指摘，但能够把这些观点公开呈现出来，以供各方争辩、讨论，这本身就意义非凡。
2006年行将结束之际，我专门抽出了一整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12集的《大国崛起》。
目前，海内外正在热议这套政论片，褒贬毁誉，分析揣测，其激烈和热闹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18年前《河殇》播放引起的轩然大波。
全面分析《大国崛起》播放的意义，充分争鸣《大国崛起》观点的得失，绝非一篇文章所能讲清，也绝非一人力所能及，所以，从新年开始，我打算在《远观中国》 专栏中采访海内外一些学者，听听他们的评价。至于这一期的专栏文章，就权且以我自己零碎的观后感，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场白吧。
意义何在？
《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片中提出的所有观点是否都令人信服，而在于它能够在中国中央一级的官方电视台上播放，在于它独特的谈论方式。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崛起”是海外政界、商界、舆论界最热的话题之一，中国官方也一改过去对此或讳莫如深或遮遮掩掩的态度，不仅在最高层的会议上请专家介绍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而且也正式对外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
但是，是否谈论大国崛起是一回事，如何谈论又是一回事；闭门开会探讨时如何说是一回事，电视公开探讨时如何说又是一回事。我想，中共中央政治局请去的专家 一定会被告知“不要打官腔、讲官话”，但在以往的中国，讲话的口径可一向是“内外有别”的。《大国崛起》播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公开在中央一级的官 方电视台上，以有别于“官腔”的方式，谈论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它能够正视官方媒体通常回避或欲说还休的西方列强崛起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方 面的真正原因，例如，它并不忌讳使用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等等通常是持独立观点的学者才会使用的词汇，它也让许多西方学者、政治家直接面对中国观众阐述他 们自己对本国崛起的见解。
这也因此引起了海外舆论声称此片是为胡、温政改造势的揣测，但《大国崛起》的总策划之一麦天枢却否认了官方下令制作此片的说法。然而，不管此片出台是官方启动还是民间推动，它最终获准播映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大国崛起》讲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国家在历史上分别崛起的故事，并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实，这些国家 在崛起之初并非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有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刚刚踏上崛起之路时还是君主制国家，但这九个国家至少有一个共同 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管是民选还是世袭，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
《大国崛起》特别谈到，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取决于它是否在经济上崛起，纯粹靠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而实现的崛起，很难长久维系。但此片没有明说 的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则取决于它是否有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很难想象一个钳制言论、窒息学术的国家，会有真正、持久的经济繁荣。
在我看来，这套政论片最精彩的内容，是分两集展开的“英国篇”。影片编导在分析英国崛起的原因时，几乎摆脱了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所有束缚，毫不忌讳地谈到 了英国的议会民主、经济开放、思想自由、科技创新、专利制度、殖民扩张等几乎所有重要因素。影片也没有为强者遮丑，而是专门谈到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大帝国最 初给宗主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最后带来的巨大负担。
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崛起》还对比了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两种崛起模式的优劣，正确地指出：德国和日本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虽然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崛起，但 缺乏民主自由传统导致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法西斯政权，它们所选择的通过对外侵略实现大国梦想的道路不仅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灾难，而且也在同时毁灭了自己的国 家，而德日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二战后通过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和平发展而实现的。
美中不足
但令人失望、也令人诧异的是，在对中国改革最有启迪意义的“苏联篇”中，影片编导却未能全面、系统、客观地总结出苏联奇迹般崛起、但又仿佛一夜之间崩溃的经验教训。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变天、苏联解体之后，分析其中原因的文章、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中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相应探讨，尽管在苏东巨变之 初中国特定的政治气氛中显得欲言又止、委婉曲折，但心底里、私下中，用句大白话说：“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 对于苏东剧变前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则更为鞭辟入里，直言不讳。可惜的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却未能在《大国崛起》的“苏联篇”中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篇”并非完全回避苏联的弊病和缺陷，但很遗憾，我从中更多地看到的却是：影片编导对苏联早期所谓“建设成就”的不切实际的赞美，对苏联空想社会实验 的依依不舍的留恋，对苏联制度致命缺陷的避重就轻的描述，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言不及义的解释……联想起不断闪烁思想火花的“英国篇”、“美国篇”和其它各 篇，我甚至怀疑“苏联篇”的编导是不是毫不相关的另外一批人，因为如果“苏联篇”的基本思路能够成立，那邓小平也没有必要在1978年的中国启动完全背离 苏联发展模式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更没有必要在1992年的中国推动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第二波市场化改革浪潮。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便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崩溃其实最早源于中国：“仍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共产主义在越南取得胜利仅仅三年之后，试图继续推动文革 的激进毛派被击败仅仅两年之后，邓小平便在1978年让他的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当时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条路将会延伸多远，确实，世界其它 地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体会到，10亿中国人已经悄悄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完全否认苏联的成就、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任何价值，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我认为，客观地总结苏联兴衰的根本原因，与赞美和怀旧毕竟是 两回事。对于一度的“超级大国”苏联为何在政治、经济、军事的 “冷”较量中输给对手美国，东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多的解释，我这里只想提及两点：
其一，苏联式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误判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一时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膨胀、乃至军事机器强大等等外在的东西，均如建立在沙堆上 的巨型大厦，体积愈大，崩盘愈骤。其实，《大国崛起》的“英国篇”在谈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富论》时，已经触及到这一点：英美等国的经 济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利用人皆自私的本性并使之达到“主观利己、客观利人”之功用的巧妙制度安排。不知为什么，“英 国篇”的这种理性之光却未能延伸到“苏联篇”，照亮有关苏联兴衰原因的历史迷宫。
其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自认为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真理，因此排斥一切异端邪说，简而言之，除了几次短暂的思想 “解冻”，苏联基本上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纵观人类历史中所有崛起大国的兴盛时期，如果不是昙花一现，都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繁荣。 历史上，君主制曾与国家崛起多次同床，但国力兴盛却很难与思想专制长期通婚。具体到美苏的冷战较量，美国恰恰因为思想多元，能够兼容各个流派之间的学术争 鸣，并能够在政策上多方吸纳，所以，美国能够以似乎不符合古典经济学教义的凯恩斯学说疗治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甚至不惧以貌似苏联计划经济的“新政”措施 来对付经济大萧条，而苏联则死守官方意识形态的僵死教条，最终让缺乏活力、又无法自我修正的经济体制拖垮了国家。同样遗憾的是，《大国崛起》“苏联篇”未 能对这一深刻教训作出足够的强调。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吊诡：过去恰恰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吸引力和苏联的巨大威胁，面对生死存亡，思想多元、体制灵活的美国选择了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之 路，最终在与体制僵硬的苏联的较量中，“不战而胜”；如今则恰恰因为失去了对手，一览众山小，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便开始狂妄自大，9·11事件之后， 更是过分迷信武力的力量，抛开联合国，入侵伊拉克，结果陷入战争泥沼，难以自拔。
那么，今日梦想“和平崛起”的中国，应该选择走那一条路呢？
从《大国崛起》的公开播映来看，中国似乎选择了在扩大经济自由的同时逐渐增加思想自由的路径，尽管这套政论片的“苏联篇”未能清晰地指出苏联崩溃的真实原因。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星期二, 十二月 19, 2006
历史的轮回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商业编辑约翰•威尔曼(John Willman)
2006年12月8日 星期五
当 亨利•菲茨-艾尔温(Henry Fitz-Ailwyn)1189年成为伦敦金融城首任市长的时候，中国文明已经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这个英格兰最大城市的人口当时还不足3万人，而 中国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当时中国的生活标准远远高于英国，在其后的一百年，欧洲商人开始沿着“丝绸之路”(Silk Road)穿越中亚，前往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等奢侈物品。同时，他们也带回了一些发明，包括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
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中国滑向衰落，而伦敦则跃升为一个全球帝国的首都，继而又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过，欧洲现在又派出了自己的使者和商人，前往东方寻求财富和机遇。
白 乐威(David Brew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伦敦金融城第678任市长，直至最近由史达德(John Stuttard)接任。今年9月，他率领一支60多人的代表团，进行了为期10天的中国之旅，向中国企业推销伦敦金融城的服务。金融城市长颇具中世纪风 格的办公室，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前沿阵地——尽管金融城有人担心，这个有着800年之久历史的机构，是否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
在 一个温暖的周六上午，我加入了这个由金融城高层人士、专业顾问和投资者组成的代表团，乘巴士前往杭州。杭州位于上海以南，处于中国企业腹地的中心。马可 波罗(Marco Polo)曾把它形容为“天堂之城、世界上最华美的城市”，现在，仍有旅游者从全球各地赶来，一睹传统中国宝塔、寺庙和美丽的西湖。不过，白乐威一行此次 3小时的旅行，是为了来说服杭州迅速增长的企业到伦敦融资——从伦敦的风险资本投资者手中，或通过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这位市长现年66 岁，身材矮胖、穿着漂亮的休闲夹克和长裤，他率领自己的随行人员走入杭州世界贸易中心大饭店。这是一家没什么名气的混凝土建筑，面对着一 条交通拥堵的三车道公路。在酒店一层，卫浴产品制造商正举行一场贸易展。不过，我们上了几层楼来到一个会议中心，有20多家当地企业已经到场。主持会议的 是伦敦亚洲资本公司 (London Asia Capital)，这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商人银行集团，已经把7家中国企业带到了伦敦市场，它希望市长大人的驾到，能鼓励其它企业随之效仿。
这 应该不难做到。东京证交所在10多年的经济停滞后奄奄一息，而纽约市场则被“后安然时代”涌现的一批监管新规弄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不过，这次会议似乎 有些开局不妙，当时，杭州市副市长金胜山走上前台，讲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用英语和汉语写着欢迎代表团的标语。这位衣着考究的副市长表示，许 多西方投资者已来到这个城市寻找机遇，但英国企业一直为数稀少。
他说道：“浙江省有8000多家企业得到了中国境外的投资，但没有一家得到来自英国的投资。”虽然有13家当地公司在海外股票交易所上市，但没有一家在伦敦上市。
不过，白乐威是个“中国通”，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立见成效。“25年前我首次到中国，这次是我第105次访问中国。我是伦敦金融城第678任市长，你们都知道，8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接 下来就开始推销。他表示，伦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它能够在监管得当的市场上，通过透明、高效率的运作来处理交易。前来伦敦的中国企业 会受益，因为金融城高水准的公司治理和责任心能使这些企业对国际投资者充满吸引力。最后是联络私人感情，白乐威赠送给副市长一个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 (Mansion House)模型。白乐威指着模型的正门表示，等金胜山亲自来看看伦敦能给杭州提供什么的时候，他期待能够迎接他。
接 下来一项是为伦敦亚洲资本中国分公司的经理人颁发证书，鼓励他们找出该地区最具前景的中国企业。踏着老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the Elder)《拉德斯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的铿锵节奏走上台的32个人，每人都被授予了一个证明其身份、镶框的证书，还摆好姿势与金融城市长合影。
伦敦亚洲资本首席执行官西蒙•利特尔伍德(Simon Littlewood)表示：“这些证书将摆放在他们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激励他们日后更加努力。”他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会计师。
随 后，看起来很年轻的伦敦亚洲资本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米登峰在会上大谈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为了证明这番讲话的结论，他介绍了食品添加剂制造商——中国生物 食品有限公司(China Biofoods)的首席执行官张建国。他自豪地告诉大家，就在两天前，这家公司在伦敦亚洲资本的指导下，在伦敦Plus股票交易市场(前身为OFEX) 上市。
最后，一位身披藏红色迦裟、剃度过的佛教僧侣被请上台，据介绍，他是这家公司的宗教顾问，签名认可该公司的产品。
“佛教的本质就是行善，”这位来自著名的嵩山少林寺的功夫大师释延超说道。“张先生的公司使用少林寺秘方，生产好的产品。”
接着，他摆好姿势与金融城市长合影，作为市长府邸模型的回礼，他送给市长一套佛教冥想教程CD。
白 乐威一年的任期于11月10日正式结束，当天他把剑、权杖及其它一些任职标志移交给史达德。史达德是普华永道(PwC)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这位 第679任金融城市长从伦敦市政厅(Guildhall)一路走到皇家法庭(Royal Courts of Justice)，在王座司(Queen's Bench)法官面前宣誓效忠女王——这是约翰国王1215年批准的宪章所要求的程序。
作 为伦敦金融城市长游行日(Lord Mayor's Show)的一部分，这一段路程是乘坐装饰华丽的镀金马车走完的，还伴有代表金融城企业、同业公会、慈善机构和警方的三英里彩车队伍。史达德身着中世纪市 长长袍，向站在街道两边的数万名伦敦市民挥舞他那嵌满羽毛的帽子，这一壮观的活动以泰晤士河畔的一场焰火表演而结束。
他在任的这一年，将 见证数次精心策划的典礼。首先是市政厅举行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宴会，向其前任致意。当日逾700名嘉宾到场，聆听英国首相在众多主教、郡 长、商界及司法界领袖面前，回顾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将在复活节宴会上向伦敦的外交官们发表演说，而英国财政大臣将于明年6月在金融城市长官 邸(Mansion House)举行的银行家宴会上，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讲。
伦敦金融城市长代表英国女王和她的政府，款待来访的国家元首 和外国要人，接待海外商业领袖，并与英国其它金融中心——伦敦将它们视为“金融城”品牌的一部 分——保持联系。他或她——曾有一位女性市长——是伦敦金融城的最高地方长官、伦敦港(Port of London)长官和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名誉校长，并主持伦敦金融城的管理机构Court of Common Council和Court of Aldermen。史达德在这一年间将出席由伦敦同业公会组织的多次筹款活动，并发表从金融事务到慈善和赞助等主题的600多次演讲。
但 在壮观与华丽的背后，如今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们还有一项更严肃的工作要做。他们要充当在全世界推销英国金融服务的象征人物——直到最近，英国才认识到这一 角色的重要性。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以前对金融城颇为冷淡（对零售银行更采取敌对态度），但他已在推广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工作中，加入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今年早些时候，他任 命他的密友埃德•鲍尔斯(Ed Balls)担任负责金融城事务的部长级官员。
金融服务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其就业 覆盖范围不仅包括伦敦，还包括爱丁堡、利兹和布里斯托尔等英国其它金融中心。随着中国和其它亚洲 国家的崛起，英国制造业已经迅速萎缩。尽管如此，金融城的历史和专业技能，使它不仅拥有相对于欧洲对手的宝贵竞争优势，对其它地区金融中心也拥有优势。纽 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对伦敦金融城的发展非常关注，还任命了管理顾问研究这一问题。他曾于9月份表示：“从长期角度看，纽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伦敦。对纽约 而言，伦敦的创新数量和新业务信息量确实令人不安。”
长期以来，历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们穿梭于世界各地，宣扬在伦敦做生意的优点——他们一年中约有50天至80天在英国之外度过。如今，伦敦市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合作更为紧密，以确保这些出访活动能够给英国金融服务产业带来最大限度的影响。
今年秋季，白乐威在他的任期内第二次访华——第一次的时候，他访问了中国南方城市深圳、重庆和香港。本次他的行程从北京开始，然后南下上海和杭州，最后抵达天津以及中国东北部的沈阳和大连。
在 上海，我出席了庆祝伦敦城与中国金融之都签署合作伙伴协议10周年的庆典。伦敦代表团成员列队走入上海市政府一间装修华丽的大厅，沿一侧坐成两排。上海 市的高级官员坐在对面，而白乐威和大权在握的上海市市长韩正（凑巧的是，他也是阿森纳队的球迷）坐在居中的两张大沙发上。
在镜头拍摄下，韩正表示，他希望深化双方的关系——加强人才与观点的交流。他还为白乐威授予了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以表彰两个城市间的联系。
韩正表示：“上海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只有700年的历史，而它作为金融中心的历史更短。我希望本次周年纪念活动，成为双方扩大合作的一个契机。”
白乐威脖子上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链子，上面挂着他的市长徽章。他对韩正市长表示感谢，并谈到了白玉兰树的药用性质可以追溯到1083年。作为回赠，他向韩正市长赠送了金融城的银龙勋章，并指出，中国和伦敦都将这种神秘动物视为一种象征——它守卫着伦敦城的入口。
当 天早些时候，伦敦商务代表团会晤了黄浦江外滩对岸的浦东新区领导。外滩曾是汇丰银行等欧洲银行的总部。如今，它们已经搬到了空间宽敞、设施现代的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以及即将开业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相邻。金融城代表们希望与浦东民间和商界领袖建立直接联系，以使伦敦继续成为上 海乐于合作的国际中心。
接待的气氛是友好的，浦东新区副区长万大宁提到，他曾陪同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伦敦访问数日，并希望更深入地了 解金融城的治理方式及基础设施。伦敦为工 薪族安排的交通和生活设施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同多数老上海城区一样，浦东的交通较为拥堵，同时缺少吸引居民所须的酒吧、餐厅和商场。
他 表示：“我们未能有效开发城市功能。我们需要对本地机构和经济进行重组，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辛德 (Michael Snyder)提议举行一系列定期会议，以交流信息。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权力强大，是金融城实际上的日常管理机构，并负责创建了金融城的国际办事处网 络
在行程的每一站，这位市长都会举办“走向全球”(Going Global)论坛，由金融城的金融顾问们讲解赴伦敦上市的优点，以及企业如何在金融城募集风险投资。在中国东北的沈阳，论坛的听众有衣着正规的中国国有 企业管理人士，来自钢铁制造商北台钢铁集团(Beigang Group)等企业。但也有来自阿斯创(Astron)等小企业的年轻时髦的企业家。阿斯创从事锆开采业务，其经理康蓉表示，她希望对全球股票交易所有更 多的了解。
Rosenblatt Solicitors 的合伙人尼尔·桑普森(Neil Sampson)说，“在研讨会上，有很多男士衣着随意，看起来就像18岁的年轻人。但事实上，他们可能至少40岁，经营着相当规模的企业。” Rosenblatt Solicitors专门帮助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赴伦敦市场融资。
“这些访问不会直接产生很大的收益，但提供了大量接触的机会。”桑普森补充称。“其中哪怕只有一笔达成了交易，那整个的努力和花费就都值得了。”
其 他一些成员随市长出访，看中的则是他获得的渠道。证券与投资协会(Securities & Investment Institute)致力于推广伦敦资本市场的专业标准，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卡尔汗(Simon Culhane)表示，他们曾试图启动在华业务，但遭遇了种种困难，加入代表团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前该协会曾五次派员赴中国，但尽管中英两国使馆都 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它还是未能搞清该向哪个机构提出申请。
此类代表团的访问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城市长的能力。一些代表团成员 表示，白乐威在亚洲国家是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行家，因为他在金融城保险经 纪公司塞奇维克(Sedgwick)工作的时候，曾先后在东京、北京和孟买筹建办事处。自那以后，他每年大约在亚洲呆三个月时间，与该公司当地雇员和外派 员工保持联系。他在大型、正规活动中轻松自如，而在回避潜在圈套时镇定灵活。
史达德可能也会同样轻松自如，因为他也在中国呆过：曾担任普 华永道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5年。但金融城内有人担心，金融城市长的选举程序比较神秘，这意 味着伦敦不会永远这么称职的金融城市长。特别是该职位任职要求规定，候选人必须从25名市政官员(aldermen)中选出，必须有郡长 (sheriff) 经历。人们认为这一规定将很多有能力者挡在了门外。
选举过程十分漫长，只有那些能把大部分时间义务投入金融城工作的 人，才会考虑竞选。比如，当市政官意味着要奉献六年的时间，并且要成为一名地方官员——选 举自动提升地方官员的职位。作为金融城市长人选，首先得是选举产生的郡长——这是个从 “shire reeves”职位演变而成的职位，在金融城市长一职设立之前，它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负责管理金融城，征税，执行皇家法律。今天这一职位的工作包括辅助市 长完成公务，在老贝里(Old Bailey)招待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的法官等。郡长官邸就设在老贝里。担任郡长的经历被视为一种测试，用于检验那些渴望当选市长的市政官。
伦敦金融城公司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目前正在讨论是否放宽这些要求。比如允许政务会成员参选市长(政务会成员近100人，每4年选举一次)。但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认 为，此类改革需要议会立法批准，而这正是金融城力图避免的。金融城公司不同寻常的民主形式引发了一些政界人士的争议：投票不仅面向居民，也面向金融城企业 ——包括那些外资企业。
(选举)委员会还拒绝取消担任郡长的要求。它声称，对一个如此引人关注的职位来说，当郡长是一种有意义的准备。不 过，它也正再次考虑，看是否需要地方官员 的经历，以吸引那些没有时间达到该要求的候选人。对那些心怀忧虑的金融城领袖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担心今后四、五年的市长候选人达不到白乐威和史达德这样 的水平。其他人则担心，市长职位的结构——严格的一年任期——也不能充分发挥该职位的潜力。
一位代表团成员说：“市长一职对金融服务业颇 有帮助，但我担心市长的任期过短，无法建立持久的关系。一旦某位市长卸任，他（或她）就没有了可以继续扮演的 角色，不管他们已取得了何种成绩。而有时候他们的关系需要数年才能带来结果。我在想，是否可以为离任的市长安排一个为期一年的角色，甚至也为已当选但还未 就任的市长做出类似的安排？这样在三年内，他们中每个人都可以对特定地区承担实际的责任。”
一些金融城人士提到了另一位伦敦市长——大伦 敦地区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市长——所扮演的活跃分子角色。目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位市长是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他一直认真对待他的任务之一：推动金融城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和地位。利文斯通支持兴建一些宏伟的现代建筑，在赋 予金融城更现代化的光芒方面，这可能是他最显著的贡献。在金融城市长办公室里，新、老市长的互补角色得到认可。
但代表团成员、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前任董事长杰克·维格斯沃斯(Jack Wigglesworth)认为，现状对伦敦很有利。
“我们很幸运，能有一批曾在金融城企业不同领域工作过的资深商界人士，他们都与中国打过交道，”他表示。“这可能有点像是个时代错误，但它可能非常有效。这对金融城有益，对整个国家也有益。”
译者/何黎
HAVE COACH, WILL TRAVEL
By John Willman
Friday, December 08, 2006
When Henry Fitz-Ailwyn became London's first lord mayor in 1189, Chinese civilisation was already about 3,000 years old.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s largest city was fewer than 30,000, while Hangzhou,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home to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was well ahead of Britain's, and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European traders began travelling the Silk Road through central Asia to buy its luxury goods such as silk and porcelain. They also carried back a stream of inventions, including the compass, gunpowder and printing.
Under later dynasties, the Middle Kingdom slipped into decline, while London rose to become capital of a global empire and then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ut now Europe is again sending its emissaries and traders to the east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opportunity.
One of them is David Brewer, who, until last weekend, when he was succeeded by John Stuttard, was London's 678th lord mayor. In September he led a 60-strong delegation on a 10-day trip around China to sell the City of London's services to Chinese businesses. The lord mayor's rather medieval office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rive to promote the UK'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round the world - despite concerns in the City about whether this 800-year-old institution is capable of filling that role.
On a warm Sunday morning, I join the delegation of senior City figures, professional advisers and investors on a coach trip to Hangzhou,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centre of China's entrepreneurial heartland. Marco Polo described it as “the city of heaven, the most beautiful and magnificent in the world”, and tourists still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see the beautiful West Lake with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pagodas and temples. But Alderman Brewer and his party are making this three-hour journey to persuade its fast-growing businesses to come to London to raise capital - from its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or through a listing on its stock exchange.
The lord mayor, a stocky 66-year-old dressed in smart casual jacket and trousers, leads his party into the Hangzhou World Trade Centre hotel, an anonymous concrete block facing on to a three-lane highway choked with traffic. On the ground floor, manufacturers of bathroom products are holding a trade fair, but we head up several floors to a conference centre, where more than 20 local businesses are represented. The host is London Asia Capital, a UK-based merchant banking group that has brought seven Chinese businesses to the London markets and hopes the Lord Mayor's presence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follow suit.
It should be easy, with Tokyo's stock exchange moribund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New York's markets made increasingly unattractive by the new layers of post-Enron regulation. But the session appears to start badly when Jin Shengshan, Hangzhou's deputy mayor, steps up to the podium under an enormous red banner welcoming the deleg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lenty of western investors have come to the city in search of opportunity, the sharply suited deputy mayor says, but British companies have been scarce.
“More than 8,000 busine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received investment from outside China, but none have received investment from the UK,” he says. While 13 local companies had floated on overseas stock exchanges, none had gone to London.
Brewer is an old China hand, however, and has a well-rehearsed speech that presses all the right buttons. “I first came to China 25 years ago and this is my 105th visit. I am the 678th lord mayor of the City of London, and you will all know that eight is an auspicious number.”
Then comes the sales message. London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he says, because it can handle transactions on well-regulated markets with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operations. Companies that come to London from China will benefit because the City's high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make them attractiv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Finally, the personal touch, with a presentation to the deputy mayor of a model of Mansion House, the lord mayor's official residence in the City. Pointing to the front door, Brewer says he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Jin when he comes to see for himself what London has to offer.
The next business is the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to London Asia's Chinese branch managers, to encourage them to seek out the most promising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ir regions. Each of the 32 comes up on stage to the thumping beat of Johann Strauss the Elder's “Radetzky” March, is presented with a framed document confirming their status and poses for a photograph with the lord mayor.
“These will have pride of place in their offices and will inspire them for years to come,” says Simon Littlewood, the Oxford-educated accountant who is London Asia's chief executive.
Next Mi Dengfeng, the youthful-looking head of London Asia's operations in Xi'an, harangues the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 ahead -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its results, he introduces Zhang Jianguo, chief executive of China Biofoods, which manufactures food supplements. He proudly tells them it had been listed on London's Ofex Plus market two days earlier, under the tutelage of London Asia.
Finally, a shaven-headed Buddhist monk in saffron robes is invited on to the stage, to be introduced as the company's spiritual adviser and to endorse the product.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goodness to people,” says Shi Yan Zhuo, kung-fu master of the famous Mount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Mr Zhang's company makes good products, using a Shaolin temple formula.”
Then he poses for photographs with the lord mayor and, in exchange for a model of Mansion House, presents him with a collection of CDs of Buddhist meditation routines.
Alderman Brewer's year of office formally ended on November 10, when he handed over the sword, mace and other badges of office to Stuttard, a partner in accountants PricewaterhouseCooper. The 679th lord mayor travelled from the City of London's Guildhall to the Royal Courts of Justice to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sovereign in front of the judges of the Queen's Bench - as required by the charter granted by King John in 1215.
The journey from Guildhall is made in a horse-drawn, ornately gilded coach as part of the Lord Mayor's Show, a three-mile procession of floats representing the City's businesses, livery companies, charities and police force. Dressed in the medieval robes of office, Stuttard waved his plumed hat at the tens of thousands lining the streets in a display of pageantry that ended with a Thameside firework display.
His year in office will be marked with several set-piece ceremonies. The first was the lord mayor's banquet at Guildhall last Monday, in honour of his predecessor. More than 700 guests were present to hear the prime minister review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leaders of church, state, commerce and the judiciary. The foreign secretary will address London's diplomats at the Easter banquet,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ill give the annual Mansion House speech at the bankers' dinner in June.
The lord mayor provides hospitality for visiting heads of state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on behalf of the Queen and her government, receives overseas business leaders, and maintains links with other UK financial centres that London regards as part of the “City” brand. He or she - there has been one woman - is the City's chief magistrate, admiral of the Port of London and chancellor of City University, and presides over meetings of the Court of Common Council and Court of Aldermen,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London's financial district. The year will be packed with attendances at fund-raising events organised by the City livery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600 speeches on subjects from financial matters to charity and patronage.
But behind all the pomp and pageantry, lord mayors now have a more serious job to do. They act as figurehead for the campaign to sell Britain's financial 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 a role whose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has only recently recognised. Having been cool about the City (and downright hostile to sectors such as the high-street banks), Chancellor Gordon Brown has thrown Whitehall's weight behind the promo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appointing Ed Balls, his closest confidant, as minister for the City earlier this year.
Financial services account for around 10 per cent of U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oviding employment not just in London but in other British financial centres such as Edinburgh, Leeds and Bristol. And wh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hrunk rapidly with the ascent of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London's history and expertise give it ra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not only its European competitors but also financial centres in other regions. Michael Bloomberg, New York's mayor, has become so concerned at London's growth that he has appointed management consultants to look at the problem. “Long-term, the city's main competitor is London,” he said in September. “The amount of innovation going on in London and the new business information in London is a really worrisome thing for New York City.”
Lord mayors have long travelled the world extolling the virtues of doing business in London - spending between 50 to 80 days a year outside the UK. Now Mansion House works much more closely with Whitehall to ensure that the visits deliver the maximum impact for Britain'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Brewer's autumn visit to China was his second in office - the first took him to the south, to Shenzhen and Chongqing as well as Hong Kong. This time, the itinerary started in Beijing, moving o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and then Tianjin, Shenyang and Dalian in the north-east.
In Shanghai, I sit in at a ceremony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ty and China's financial capital. The delegation files into a sumptuously decorated room at the municipal hall, and sits in two rows on one side. Senior Shanghai officials sit opposite, and in the middle, two large chairs seat Brewer and Han Zheng, Shanghai's powerful mayor (and, incidentally, a keen Arsenal supporter).
As television cameras film the event, Han says he wants to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 exchanging talents, as well as ideas. He presents the lord mayor with the city's golden magnolia medal, in recogni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Shanghai is a young city that is only 700 years old, but it is even younger as a financial centre,” he says. “I hope this anniversary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co-operation.”
Brewer, wearing his badge of office on a heavy chain around his neck, thanks the mayor, mentioning that references to the magnolia tree's medicinal qualities date back to 1083. In return, he presents Han with the City's silver dragon medal, noting that China and London share the mythical creature as a symbol, with dragons guarding the entrances to the City.
Earlier, the business delegation had me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dong New Area across the Huangpu river from the Bund, once the headquarters of European banks such as HSBC. Today they have moved to the spacious, modern financial district, along with Shanghai's stock exchange, futures exchange and soon-to-be-opened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The City representatives wanted to establish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Pudong's civic and business leaders, so that Londo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Shanghai chooses to work with.
The reception is friendly, with Wan Daning, Pudong's deputy governor, saying he had spent several days in the City of London with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nd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it was governed and its infrastructure. He had been particularly impressed with the City's transport arrangements and facilities for workers - like much of old Shanghai, Pudong is gridlocked and it is short of the bars, restaurants and shops necessary to attract residents.
“We have failed to develop urban functions,” he says. “We need to restructure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economy so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sustainable.” Michael Snyder,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policy and resources committee - which in effective runs the City day to day and has spearheaded the crea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office network - offers to set up a series of regular meetings to share information.
At each of the stops on the lord mayor's tour, a “Going Global” seminar is staged, at which City financial advisers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a London listing and how companies can raise venture capital in the City. In Shenyang in the north-eastern rustbelt, the audience includes sober-suited executive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steelmaking Beigang Group. But there are also trendily dressed young entrepreneurs from small companies such as Astron, a zirconium-mining business, whose MD, Kang Rong, says she want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stock exchanges.
“When you go into the seminars, there are many casually dressed men who look about 18,” says Neil Sampson, a partner at Rosenblatt Solicitors, which specialises in helping smaller companies come to the London markets from China. “In fact they're probably at least 40 and running substantial businesses.
“These trips don't yield much directly, but they provide a lot of contacts,” he adds. “If just one of these turns into a deal, it makes the effort and expense worthwhile.”
Other delegates have joined the lord mayor because of the access he gets. Simon Culhan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ecurities & Investment Institute, which promote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 London's capital markets, says joining the trip helped him cut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e SII had experienced in trying to start operations in China. Five previous visits had failed to find the right body to apply to -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Beijing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The success of such delegations relies in large part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lord mayor. Brewer is a particularly effective operator in Asian countries, say several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because he opened the Tokyo, Beijing and Mumbai offices of Sedgwick, the City insurance broker. Since then he has spent around three months a year in Asia,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company's local employees and expatriates. He is at ease in the big set-piece engagements, unflappable and twinkling as he sidesteps potential bear-traps.
Alderman Stuttard is likely to be equally at ease, since he too has spent time in China, as executive chairman of PwC's Chinese operation for five years. But there are concerns in the City that the arcan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lord mayor is elected mean London will not always be so well-served. In particular, the requirements that he or she is both elected from among the 25 aldermen and has served as a sheriff are thought to debar many capable individuals.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lengthy and can only be contemplated by someone capable of devoting a large part of their time to the City's unpaid civic duties. The role of alderman, for example, is a six-year commitment and involves becoming a magistrate - election automatically elevates the holder to the bench. A would-be lord mayor must also first be elected sheriff, an office descended from the “shire reeves”, who predated the lord mayor and governed the City as the King's representatives, collecting royal revenues and enforcing royal justice. Today's duties include helping the mayor with his official duties and dining with the judges at the Centr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Old Bailey, where sheriffs have official residences. The shrieval year of a sheriff is seen as a testing-ground for any alderman who aspires to be elected lord mayor.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is currently discussing whether to relax thes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by allowing councilmen (just under 100 are elected every four years) to stand for lord mayor. However, its legal advisers believe that such a change would require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something the City is keen to avoid. Its unusual form of democracy is controversial among some politicians: voting is open not only to residents but also to City businesses -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foreign-owned.
The committee has rejected lifting the requirement to serve as sheriff, saying it is a sensible preparation for such a high-profile office. It is, however, looking again at the need for aldermen to serve as magistrates,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candidates who cannot commit the time on the bench. This will not be enough for City leaders who are concerned that candidates for the mayoralty four or five years hence are not of the calibre of David Brewer and John Stuttard. Others worry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mayoralty - a strict one-year term - is also failing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position's potential.
“The mayoralty does a very good job for financial services, but I worry that the lord mayor's term is too short to build lasting relationships,” says one delegation member. “Once a mayor stands down, he or she has no further role to play - despite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Sometimes those relationships take years to bring results, and I wonder if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create a one-year role for the past mayor and even a similar position for the mayor-in-waiting. Each of the three could then take de facto responsibility for particular regions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Some City figures point to the activist role of that other mayor of London -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The current incumbent, Ken Livingstone, has taken seriously one of the tasks of his office, which is to promote the City's 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the world'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Livingstone's championing of some great modern buildings is probably the most conspicuous of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s giving the City a more modern shine. In the lord mayor's office, there is acknowledgement of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mayors.
But Jack Wigglesworth, a delegation member and a former chairman of Liffe, London's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believes the status quo has served London well.
“We're lucky to have had a run of senior businessmen who have work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 City businesses that have experience of China,” he says. “It may look like a bit of an anachronism, but it can be very effective. It's good for the City and good for the country.”
John Willman is the FT's UK business editor.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商业编辑约翰•威尔曼(John Willman)
2006年12月8日 星期五
当 亨利•菲茨-艾尔温(Henry Fitz-Ailwyn)1189年成为伦敦金融城首任市长的时候，中国文明已经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这个英格兰最大城市的人口当时还不足3万人，而 中国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当时中国的生活标准远远高于英国，在其后的一百年，欧洲商人开始沿着“丝绸之路”(Silk Road)穿越中亚，前往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等奢侈物品。同时，他们也带回了一些发明，包括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
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中国滑向衰落，而伦敦则跃升为一个全球帝国的首都，继而又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过，欧洲现在又派出了自己的使者和商人，前往东方寻求财富和机遇。
白 乐威(David Brew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伦敦金融城第678任市长，直至最近由史达德(John Stuttard)接任。今年9月，他率领一支60多人的代表团，进行了为期10天的中国之旅，向中国企业推销伦敦金融城的服务。金融城市长颇具中世纪风 格的办公室，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前沿阵地——尽管金融城有人担心，这个有着800年之久历史的机构，是否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
在 一个温暖的周六上午，我加入了这个由金融城高层人士、专业顾问和投资者组成的代表团，乘巴士前往杭州。杭州位于上海以南，处于中国企业腹地的中心。马可 波罗(Marco Polo)曾把它形容为“天堂之城、世界上最华美的城市”，现在，仍有旅游者从全球各地赶来，一睹传统中国宝塔、寺庙和美丽的西湖。不过，白乐威一行此次 3小时的旅行，是为了来说服杭州迅速增长的企业到伦敦融资——从伦敦的风险资本投资者手中，或通过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这位市长现年66 岁，身材矮胖、穿着漂亮的休闲夹克和长裤，他率领自己的随行人员走入杭州世界贸易中心大饭店。这是一家没什么名气的混凝土建筑，面对着一 条交通拥堵的三车道公路。在酒店一层，卫浴产品制造商正举行一场贸易展。不过，我们上了几层楼来到一个会议中心，有20多家当地企业已经到场。主持会议的 是伦敦亚洲资本公司 (London Asia Capital)，这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商人银行集团，已经把7家中国企业带到了伦敦市场，它希望市长大人的驾到，能鼓励其它企业随之效仿。
这 应该不难做到。东京证交所在10多年的经济停滞后奄奄一息，而纽约市场则被“后安然时代”涌现的一批监管新规弄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不过，这次会议似乎 有些开局不妙，当时，杭州市副市长金胜山走上前台，讲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用英语和汉语写着欢迎代表团的标语。这位衣着考究的副市长表示，许 多西方投资者已来到这个城市寻找机遇，但英国企业一直为数稀少。
他说道：“浙江省有8000多家企业得到了中国境外的投资，但没有一家得到来自英国的投资。”虽然有13家当地公司在海外股票交易所上市，但没有一家在伦敦上市。
不过，白乐威是个“中国通”，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立见成效。“25年前我首次到中国，这次是我第105次访问中国。我是伦敦金融城第678任市长，你们都知道，8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接 下来就开始推销。他表示，伦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它能够在监管得当的市场上，通过透明、高效率的运作来处理交易。前来伦敦的中国企业 会受益，因为金融城高水准的公司治理和责任心能使这些企业对国际投资者充满吸引力。最后是联络私人感情，白乐威赠送给副市长一个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 (Mansion House)模型。白乐威指着模型的正门表示，等金胜山亲自来看看伦敦能给杭州提供什么的时候，他期待能够迎接他。
接 下来一项是为伦敦亚洲资本中国分公司的经理人颁发证书，鼓励他们找出该地区最具前景的中国企业。踏着老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the Elder)《拉德斯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的铿锵节奏走上台的32个人，每人都被授予了一个证明其身份、镶框的证书，还摆好姿势与金融城市长合影。
伦敦亚洲资本首席执行官西蒙•利特尔伍德(Simon Littlewood)表示：“这些证书将摆放在他们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激励他们日后更加努力。”他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会计师。
随 后，看起来很年轻的伦敦亚洲资本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米登峰在会上大谈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为了证明这番讲话的结论，他介绍了食品添加剂制造商——中国生物 食品有限公司(China Biofoods)的首席执行官张建国。他自豪地告诉大家，就在两天前，这家公司在伦敦亚洲资本的指导下，在伦敦Plus股票交易市场(前身为OFEX) 上市。
最后，一位身披藏红色迦裟、剃度过的佛教僧侣被请上台，据介绍，他是这家公司的宗教顾问，签名认可该公司的产品。
“佛教的本质就是行善，”这位来自著名的嵩山少林寺的功夫大师释延超说道。“张先生的公司使用少林寺秘方，生产好的产品。”
接着，他摆好姿势与金融城市长合影，作为市长府邸模型的回礼，他送给市长一套佛教冥想教程CD。
白 乐威一年的任期于11月10日正式结束，当天他把剑、权杖及其它一些任职标志移交给史达德。史达德是普华永道(PwC)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这位 第679任金融城市长从伦敦市政厅(Guildhall)一路走到皇家法庭(Royal Courts of Justice)，在王座司(Queen's Bench)法官面前宣誓效忠女王——这是约翰国王1215年批准的宪章所要求的程序。
作 为伦敦金融城市长游行日(Lord Mayor's Show)的一部分，这一段路程是乘坐装饰华丽的镀金马车走完的，还伴有代表金融城企业、同业公会、慈善机构和警方的三英里彩车队伍。史达德身着中世纪市 长长袍，向站在街道两边的数万名伦敦市民挥舞他那嵌满羽毛的帽子，这一壮观的活动以泰晤士河畔的一场焰火表演而结束。
他在任的这一年，将 见证数次精心策划的典礼。首先是市政厅举行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宴会，向其前任致意。当日逾700名嘉宾到场，聆听英国首相在众多主教、郡 长、商界及司法界领袖面前，回顾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将在复活节宴会上向伦敦的外交官们发表演说，而英国财政大臣将于明年6月在金融城市长官 邸(Mansion House)举行的银行家宴会上，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讲。
伦敦金融城市长代表英国女王和她的政府，款待来访的国家元首 和外国要人，接待海外商业领袖，并与英国其它金融中心——伦敦将它们视为“金融城”品牌的一部 分——保持联系。他或她——曾有一位女性市长——是伦敦金融城的最高地方长官、伦敦港(Port of London)长官和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名誉校长，并主持伦敦金融城的管理机构Court of Common Council和Court of Aldermen。史达德在这一年间将出席由伦敦同业公会组织的多次筹款活动，并发表从金融事务到慈善和赞助等主题的600多次演讲。
但 在壮观与华丽的背后，如今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们还有一项更严肃的工作要做。他们要充当在全世界推销英国金融服务的象征人物——直到最近，英国才认识到这一 角色的重要性。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以前对金融城颇为冷淡（对零售银行更采取敌对态度），但他已在推广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工作中，加入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今年早些时候，他任 命他的密友埃德•鲍尔斯(Ed Balls)担任负责金融城事务的部长级官员。
金融服务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其就业 覆盖范围不仅包括伦敦，还包括爱丁堡、利兹和布里斯托尔等英国其它金融中心。随着中国和其它亚洲 国家的崛起，英国制造业已经迅速萎缩。尽管如此，金融城的历史和专业技能，使它不仅拥有相对于欧洲对手的宝贵竞争优势，对其它地区金融中心也拥有优势。纽 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对伦敦金融城的发展非常关注，还任命了管理顾问研究这一问题。他曾于9月份表示：“从长期角度看，纽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伦敦。对纽约 而言，伦敦的创新数量和新业务信息量确实令人不安。”
长期以来，历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们穿梭于世界各地，宣扬在伦敦做生意的优点——他们一年中约有50天至80天在英国之外度过。如今，伦敦市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合作更为紧密，以确保这些出访活动能够给英国金融服务产业带来最大限度的影响。
今年秋季，白乐威在他的任期内第二次访华——第一次的时候，他访问了中国南方城市深圳、重庆和香港。本次他的行程从北京开始，然后南下上海和杭州，最后抵达天津以及中国东北部的沈阳和大连。
在 上海，我出席了庆祝伦敦城与中国金融之都签署合作伙伴协议10周年的庆典。伦敦代表团成员列队走入上海市政府一间装修华丽的大厅，沿一侧坐成两排。上海 市的高级官员坐在对面，而白乐威和大权在握的上海市市长韩正（凑巧的是，他也是阿森纳队的球迷）坐在居中的两张大沙发上。
在镜头拍摄下，韩正表示，他希望深化双方的关系——加强人才与观点的交流。他还为白乐威授予了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以表彰两个城市间的联系。
韩正表示：“上海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只有700年的历史，而它作为金融中心的历史更短。我希望本次周年纪念活动，成为双方扩大合作的一个契机。”
白乐威脖子上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链子，上面挂着他的市长徽章。他对韩正市长表示感谢，并谈到了白玉兰树的药用性质可以追溯到1083年。作为回赠，他向韩正市长赠送了金融城的银龙勋章，并指出，中国和伦敦都将这种神秘动物视为一种象征——它守卫着伦敦城的入口。
当 天早些时候，伦敦商务代表团会晤了黄浦江外滩对岸的浦东新区领导。外滩曾是汇丰银行等欧洲银行的总部。如今，它们已经搬到了空间宽敞、设施现代的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以及即将开业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相邻。金融城代表们希望与浦东民间和商界领袖建立直接联系，以使伦敦继续成为上 海乐于合作的国际中心。
接待的气氛是友好的，浦东新区副区长万大宁提到，他曾陪同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伦敦访问数日，并希望更深入地了 解金融城的治理方式及基础设施。伦敦为工 薪族安排的交通和生活设施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同多数老上海城区一样，浦东的交通较为拥堵，同时缺少吸引居民所须的酒吧、餐厅和商场。
他 表示：“我们未能有效开发城市功能。我们需要对本地机构和经济进行重组，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辛德 (Michael Snyder)提议举行一系列定期会议，以交流信息。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权力强大，是金融城实际上的日常管理机构，并负责创建了金融城的国际办事处网 络
在行程的每一站，这位市长都会举办“走向全球”(Going Global)论坛，由金融城的金融顾问们讲解赴伦敦上市的优点，以及企业如何在金融城募集风险投资。在中国东北的沈阳，论坛的听众有衣着正规的中国国有 企业管理人士，来自钢铁制造商北台钢铁集团(Beigang Group)等企业。但也有来自阿斯创(Astron)等小企业的年轻时髦的企业家。阿斯创从事锆开采业务，其经理康蓉表示，她希望对全球股票交易所有更 多的了解。
Rosenblatt Solicitors 的合伙人尼尔·桑普森(Neil Sampson)说，“在研讨会上，有很多男士衣着随意，看起来就像18岁的年轻人。但事实上，他们可能至少40岁，经营着相当规模的企业。” Rosenblatt Solicitors专门帮助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赴伦敦市场融资。
“这些访问不会直接产生很大的收益，但提供了大量接触的机会。”桑普森补充称。“其中哪怕只有一笔达成了交易，那整个的努力和花费就都值得了。”
其 他一些成员随市长出访，看中的则是他获得的渠道。证券与投资协会(Securities & Investment Institute)致力于推广伦敦资本市场的专业标准，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卡尔汗(Simon Culhane)表示，他们曾试图启动在华业务，但遭遇了种种困难，加入代表团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前该协会曾五次派员赴中国，但尽管中英两国使馆都 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它还是未能搞清该向哪个机构提出申请。
此类代表团的访问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城市长的能力。一些代表团成员 表示，白乐威在亚洲国家是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行家，因为他在金融城保险经 纪公司塞奇维克(Sedgwick)工作的时候，曾先后在东京、北京和孟买筹建办事处。自那以后，他每年大约在亚洲呆三个月时间，与该公司当地雇员和外派 员工保持联系。他在大型、正规活动中轻松自如，而在回避潜在圈套时镇定灵活。
史达德可能也会同样轻松自如，因为他也在中国呆过：曾担任普 华永道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5年。但金融城内有人担心，金融城市长的选举程序比较神秘，这意 味着伦敦不会永远这么称职的金融城市长。特别是该职位任职要求规定，候选人必须从25名市政官员(aldermen)中选出，必须有郡长 (sheriff) 经历。人们认为这一规定将很多有能力者挡在了门外。
选举过程十分漫长，只有那些能把大部分时间义务投入金融城工作的 人，才会考虑竞选。比如，当市政官意味着要奉献六年的时间，并且要成为一名地方官员——选 举自动提升地方官员的职位。作为金融城市长人选，首先得是选举产生的郡长——这是个从 “shire reeves”职位演变而成的职位，在金融城市长一职设立之前，它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负责管理金融城，征税，执行皇家法律。今天这一职位的工作包括辅助市 长完成公务，在老贝里(Old Bailey)招待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的法官等。郡长官邸就设在老贝里。担任郡长的经历被视为一种测试，用于检验那些渴望当选市长的市政官。
伦敦金融城公司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目前正在讨论是否放宽这些要求。比如允许政务会成员参选市长(政务会成员近100人，每4年选举一次)。但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认 为，此类改革需要议会立法批准，而这正是金融城力图避免的。金融城公司不同寻常的民主形式引发了一些政界人士的争议：投票不仅面向居民，也面向金融城企业 ——包括那些外资企业。
(选举)委员会还拒绝取消担任郡长的要求。它声称，对一个如此引人关注的职位来说，当郡长是一种有意义的准备。不 过，它也正再次考虑，看是否需要地方官员 的经历，以吸引那些没有时间达到该要求的候选人。对那些心怀忧虑的金融城领袖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担心今后四、五年的市长候选人达不到白乐威和史达德这样 的水平。其他人则担心，市长职位的结构——严格的一年任期——也不能充分发挥该职位的潜力。
一位代表团成员说：“市长一职对金融服务业颇 有帮助，但我担心市长的任期过短，无法建立持久的关系。一旦某位市长卸任，他（或她）就没有了可以继续扮演的 角色，不管他们已取得了何种成绩。而有时候他们的关系需要数年才能带来结果。我在想，是否可以为离任的市长安排一个为期一年的角色，甚至也为已当选但还未 就任的市长做出类似的安排？这样在三年内，他们中每个人都可以对特定地区承担实际的责任。”
一些金融城人士提到了另一位伦敦市长——大伦 敦地区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市长——所扮演的活跃分子角色。目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位市长是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他一直认真对待他的任务之一：推动金融城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和地位。利文斯通支持兴建一些宏伟的现代建筑，在赋 予金融城更现代化的光芒方面，这可能是他最显著的贡献。在金融城市长办公室里，新、老市长的互补角色得到认可。
但代表团成员、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前任董事长杰克·维格斯沃斯(Jack Wigglesworth)认为，现状对伦敦很有利。
“我们很幸运，能有一批曾在金融城企业不同领域工作过的资深商界人士，他们都与中国打过交道，”他表示。“这可能有点像是个时代错误，但它可能非常有效。这对金融城有益，对整个国家也有益。”
译者/何黎
HAVE COACH, WILL TRAVEL
By John Willman
Friday, December 08, 2006
When Henry Fitz-Ailwyn became London's first lord mayor in 1189, Chinese civilisation was already about 3,000 years old.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s largest city was fewer than 30,000, while Hangzhou,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home to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was well ahead of Britain's, and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European traders began travelling the Silk Road through central Asia to buy its luxury goods such as silk and porcelain. They also carried back a stream of inventions, including the compass, gunpowder and printing.
Under later dynasties, the Middle Kingdom slipped into decline, while London rose to become capital of a global empire and then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ut now Europe is again sending its emissaries and traders to the east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opportunity.
One of them is David Brewer, who, until last weekend, when he was succeeded by John Stuttard, was London's 678th lord mayor. In September he led a 60-strong delegation on a 10-day trip around China to sell the City of London's services to Chinese businesses. The lord mayor's rather medieval office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rive to promote the UK'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round the world - despite concerns in the City about whether this 800-year-old institution is capable of filling that role.
On a warm Sunday morning, I join the delegation of senior City figures, professional advisers and investors on a coach trip to Hangzhou,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centre of China's entrepreneurial heartland. Marco Polo described it as “the city of heaven, the most beautiful and magnificent in the world”, and tourists still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see the beautiful West Lake with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pagodas and temples. But Alderman Brewer and his party are making this three-hour journey to persuade its fast-growing businesses to come to London to raise capital - from its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or through a listing on its stock exchange.
The lord mayor, a stocky 66-year-old dressed in smart casual jacket and trousers, leads his party into the Hangzhou World Trade Centre hotel, an anonymous concrete block facing on to a three-lane highway choked with traffic. On the ground floor, manufacturers of bathroom products are holding a trade fair, but we head up several floors to a conference centre, where more than 20 local businesses are represented. The host is London Asia Capital, a UK-based merchant banking group that has brought seven Chinese businesses to the London markets and hopes the Lord Mayor's presence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follow suit.
It should be easy, with Tokyo's stock exchange moribund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New York's markets made increasingly unattractive by the new layers of post-Enron regulation. But the session appears to start badly when Jin Shengshan, Hangzhou's deputy mayor, steps up to the podium under an enormous red banner welcoming the deleg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lenty of western investors have come to the city in search of opportunity, the sharply suited deputy mayor says, but British companies have been scarce.
“More than 8,000 busine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received investment from outside China, but none have received investment from the UK,” he says. While 13 local companies had floated on overseas stock exchanges, none had gone to London.
Brewer is an old China hand, however, and has a well-rehearsed speech that presses all the right buttons. “I first came to China 25 years ago and this is my 105th visit. I am the 678th lord mayor of the City of London, and you will all know that eight is an auspicious number.”
Then comes the sales message. London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he says, because it can handle transactions on well-regulated markets with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operations. Companies that come to London from China will benefit because the City's high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make them attractiv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Finally, the personal touch, with a presentation to the deputy mayor of a model of Mansion House, the lord mayor's official residence in the City. Pointing to the front door, Brewer says he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Jin when he comes to see for himself what London has to offer.
The next business is the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to London Asia's Chinese branch managers, to encourage them to seek out the most promising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ir regions. Each of the 32 comes up on stage to the thumping beat of Johann Strauss the Elder's “Radetzky” March, is presented with a framed document confirming their status and poses for a photograph with the lord mayor.
“These will have pride of place in their offices and will inspire them for years to come,” says Simon Littlewood, the Oxford-educated accountant who is London Asia's chief executive.
Next Mi Dengfeng, the youthful-looking head of London Asia's operations in Xi'an, harangues the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 ahead -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its results, he introduces Zhang Jianguo, chief executive of China Biofoods, which manufactures food supplements. He proudly tells them it had been listed on London's Ofex Plus market two days earlier, under the tutelage of London Asia.
Finally, a shaven-headed Buddhist monk in saffron robes is invited on to the stage, to be introduced as the company's spiritual adviser and to endorse the product.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goodness to people,” says Shi Yan Zhuo, kung-fu master of the famous Mount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Mr Zhang's company makes good products, using a Shaolin temple formula.”
Then he poses for photographs with the lord mayor and, in exchange for a model of Mansion House, presents him with a collection of CDs of Buddhist meditation routines.
Alderman Brewer's year of office formally ended on November 10, when he handed over the sword, mace and other badges of office to Stuttard, a partner in accountants PricewaterhouseCooper. The 679th lord mayor travelled from the City of London's Guildhall to the Royal Courts of Justice to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sovereign in front of the judges of the Queen's Bench - as required by the charter granted by King John in 1215.
The journey from Guildhall is made in a horse-drawn, ornately gilded coach as part of the Lord Mayor's Show, a three-mile procession of floats representing the City's businesses, livery companies, charities and police force. Dressed in the medieval robes of office, Stuttard waved his plumed hat at the tens of thousands lining the streets in a display of pageantry that ended with a Thameside firework display.
His year in office will be marked with several set-piece ceremonies. The first was the lord mayor's banquet at Guildhall last Monday, in honour of his predecessor. More than 700 guests were present to hear the prime minister review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leaders of church, state, commerce and the judiciary. The foreign secretary will address London's diplomats at the Easter banquet,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ill give the annual Mansion House speech at the bankers' dinner in June.
The lord mayor provides hospitality for visiting heads of state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on behalf of the Queen and her government, receives overseas business leaders, and maintains links with other UK financial centres that London regards as part of the “City” brand. He or she - there has been one woman - is the City's chief magistrate, admiral of the Port of London and chancellor of City University, and presides over meetings of the Court of Common Council and Court of Aldermen,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London's financial district. The year will be packed with attendances at fund-raising events organised by the City livery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600 speeches on subjects from financial matters to charity and patronage.
But behind all the pomp and pageantry, lord mayors now have a more serious job to do. They act as figurehead for the campaign to sell Britain's financial 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 a role whose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has only recently recognised. Having been cool about the City (and downright hostile to sectors such as the high-street banks), Chancellor Gordon Brown has thrown Whitehall's weight behind the promo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appointing Ed Balls, his closest confidant, as minister for the City earlier this year.
Financial services account for around 10 per cent of U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oviding employment not just in London but in other British financial centres such as Edinburgh, Leeds and Bristol. And wh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hrunk rapidly with the ascent of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London's history and expertise give it ra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not only its European competitors but also financial centres in other regions. Michael Bloomberg, New York's mayor, has become so concerned at London's growth that he has appointed management consultants to look at the problem. “Long-term, the city's main competitor is London,” he said in September. “The amount of innovation going on in London and the new business information in London is a really worrisome thing for New York City.”
Lord mayors have long travelled the world extolling the virtues of doing business in London - spending between 50 to 80 days a year outside the UK. Now Mansion House works much more closely with Whitehall to ensure that the visits deliver the maximum impact for Britain'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Brewer's autumn visit to China was his second in office - the first took him to the south, to Shenzhen and Chongqing as well as Hong Kong. This time, the itinerary started in Beijing, moving o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and then Tianjin, Shenyang and Dalian in the north-east.
In Shanghai, I sit in at a ceremony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ty and China's financial capital. The delegation files into a sumptuously decorated room at the municipal hall, and sits in two rows on one side. Senior Shanghai officials sit opposite, and in the middle, two large chairs seat Brewer and Han Zheng, Shanghai's powerful mayor (and, incidentally, a keen Arsenal supporter).
As television cameras film the event, Han says he wants to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 exchanging talents, as well as ideas. He presents the lord mayor with the city's golden magnolia medal, in recogni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Shanghai is a young city that is only 700 years old, but it is even younger as a financial centre,” he says. “I hope this anniversary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co-operation.”
Brewer, wearing his badge of office on a heavy chain around his neck, thanks the mayor, mentioning that references to the magnolia tree's medicinal qualities date back to 1083. In return, he presents Han with the City's silver dragon medal, noting that China and London share the mythical creature as a symbol, with dragons guarding the entrances to the City.
Earlier, the business delegation had me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dong New Area across the Huangpu river from the Bund, once the headquarters of European banks such as HSBC. Today they have moved to the spacious, modern financial district, along with Shanghai's stock exchange, futures exchange and soon-to-be-opened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The City representatives wanted to establish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Pudong's civic and business leaders, so that Londo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Shanghai chooses to work with.
The reception is friendly, with Wan Daning, Pudong's deputy governor, saying he had spent several days in the City of London with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nd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it was governed and its infrastructure. He had been particularly impressed with the City's transport arrangements and facilities for workers - like much of old Shanghai, Pudong is gridlocked and it is short of the bars, restaurants and shops necessary to attract residents.
“We have failed to develop urban functions,” he says. “We need to restructure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economy so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sustainable.” Michael Snyder,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policy and resources committee - which in effective runs the City day to day and has spearheaded the crea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office network - offers to set up a series of regular meetings to share information.
At each of the stops on the lord mayor's tour, a “Going Global” seminar is staged, at which City financial advisers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a London listing and how companies can raise venture capital in the City. In Shenyang in the north-eastern rustbelt, the audience includes sober-suited executive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steelmaking Beigang Group. But there are also trendily dressed young entrepreneurs from small companies such as Astron, a zirconium-mining business, whose MD, Kang Rong, says she want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stock exchanges.
“When you go into the seminars, there are many casually dressed men who look about 18,” says Neil Sampson, a partner at Rosenblatt Solicitors, which specialises in helping smaller companies come to the London markets from China. “In fact they're probably at least 40 and running substantial businesses.
“These trips don't yield much directly, but they provide a lot of contacts,” he adds. “If just one of these turns into a deal, it makes the effort and expense worthwhile.”
Other delegates have joined the lord mayor because of the access he gets. Simon Culhan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ecurities & Investment Institute, which promote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 London's capital markets, says joining the trip helped him cut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e SII had experienced in trying to start operations in China. Five previous visits had failed to find the right body to apply to -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Beijing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The success of such delegations relies in large part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lord mayor. Brewer is a particularly effective operator in Asian countries, say several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because he opened the Tokyo, Beijing and Mumbai offices of Sedgwick, the City insurance broker. Since then he has spent around three months a year in Asia,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company's local employees and expatriates. He is at ease in the big set-piece engagements, unflappable and twinkling as he sidesteps potential bear-traps.
Alderman Stuttard is likely to be equally at ease, since he too has spent time in China, as executive chairman of PwC's Chinese operation for five years. But there are concerns in the City that the arcan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lord mayor is elected mean London will not always be so well-served. In particular, the requirements that he or she is both elected from among the 25 aldermen and has served as a sheriff are thought to debar many capable individuals.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lengthy and can only be contemplated by someone capable of devoting a large part of their time to the City's unpaid civic duties. The role of alderman, for example, is a six-year commitment and involves becoming a magistrate - election automatically elevates the holder to the bench. A would-be lord mayor must also first be elected sheriff, an office descended from the “shire reeves”, who predated the lord mayor and governed the City as the King's representatives, collecting royal revenues and enforcing royal justice. Today's duties include helping the mayor with his official duties and dining with the judges at the Centr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Old Bailey, where sheriffs have official residences. The shrieval year of a sheriff is seen as a testing-ground for any alderman who aspires to be elected lord mayor.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is currently discussing whether to relax thes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by allowing councilmen (just under 100 are elected every four years) to stand for lord mayor. However, its legal advisers believe that such a change would require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something the City is keen to avoid. Its unusual form of democracy is controversial among some politicians: voting is open not only to residents but also to City businesses -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foreign-owned.
The committee has rejected lifting the requirement to serve as sheriff, saying it is a sensible preparation for such a high-profile office. It is, however, looking again at the need for aldermen to serve as magistrates,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candidates who cannot commit the time on the bench. This will not be enough for City leaders who are concerned that candidates for the mayoralty four or five years hence are not of the calibre of David Brewer and John Stuttard. Others worry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mayoralty - a strict one-year term - is also failing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position's potential.
“The mayoralty does a very good job for financial services, but I worry that the lord mayor's term is too short to build lasting relationships,” says one delegation member. “Once a mayor stands down, he or she has no further role to play - despite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Sometimes those relationships take years to bring results, and I wonder if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create a one-year role for the past mayor and even a similar position for the mayor-in-waiting. Each of the three could then take de facto responsibility for particular regions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Some City figures point to the activist role of that other mayor of London -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The current incumbent, Ken Livingstone, has taken seriously one of the tasks of his office, which is to promote the City's 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the world'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Livingstone's championing of some great modern buildings is probably the most conspicuous of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s giving the City a more modern shine. In the lord mayor's office, there is acknowledgement of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mayors.
But Jack Wigglesworth, a delegation member and a former chairman of Liffe, London's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believes the status quo has served London well.
“We're lucky to have had a run of senior businessmen who have work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 City businesses that have experience of China,” he says. “It may look like a bit of an anachronism, but it can be very effective. It's good for the City and good for the country.”
John Willman is the FT's UK business editor.
星期五, 十二月 15, 2006
葛兰素史克：出资4.5亿美元收购英国生物技术公司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2月13日 13:36 来源：CCTV.com
为扩大生物制药产品线，葛兰素史克公司近日宣布，将出资4.5亿美元收购英国的多曼提斯(Domantis)生物技术公司，多曼提斯公司也将成为葛兰 素史克生物制药中心的一部分。葛兰素史克称，这次收购行动将以现金交易的形式完成。多曼提斯公司是开发新型抗体药物的先驱者，所研发的药物主要用来治疗类 风湿关节炎，哮喘等疾病。
责编：徐颖
GlaxoSmithKline to buy English biotech firm
Philadelphia Business Journal - December 8, 2006
GlaxoSmithKline agreed Friday to buy Domantis Ltd., a privately held biotechnology company, for $454 million in cash.
Domantis of Cambridge, England,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to treat a variety of illnesses includ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asthma,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multiple myeloma.
Monoclonal antibodies are laboratory-engineered versions of the antibodies found in the natural immune system, which can be designed to bind -- with a high level of precision -- to targets in the body.
The deal is subject to clearance under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January.
Domantis will become part of GlaxoSmithKline's biopharmaceuticals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drug discovery, while continuing to operate from its laboratories in Cambridge.
Based in London, pharmaceutical giant GlaxoSmithKline (NYSE:GSK) has its U.S. headquarters in Philadelphia.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2月13日 13:36 来源：CCTV.com
为扩大生物制药产品线，葛兰素史克公司近日宣布，将出资4.5亿美元收购英国的多曼提斯(Domantis)生物技术公司，多曼提斯公司也将成为葛兰 素史克生物制药中心的一部分。葛兰素史克称，这次收购行动将以现金交易的形式完成。多曼提斯公司是开发新型抗体药物的先驱者，所研发的药物主要用来治疗类 风湿关节炎，哮喘等疾病。
责编：徐颖
GlaxoSmithKline to buy English biotech firm
Philadelphia Business Journal - December 8, 2006
GlaxoSmithKline agreed Friday to buy Domantis Ltd., a privately held biotechnology company, for $454 million in cash.
Domantis of Cambridge, England,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to treat a variety of illnesses includ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asthma,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multiple myeloma.
Monoclonal antibodies are laboratory-engineered versions of the antibodies found in the natural immune system, which can be designed to bind -- with a high level of precision -- to targets in the body.
The deal is subject to clearance under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January.
Domantis will become part of GlaxoSmithKline's biopharmaceuticals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drug discovery, while continuing to operate from its laboratories in Cambridge.
Based in London, pharmaceutical giant GlaxoSmithKline (NYSE:GSK) has its U.S. headquarters in Philadelphia.
中国入世五周年：美国观点
作者：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2006年12月11日 星期一
五年前的12月11日，发生了现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通过由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履行WTO义务的状况进行评估。
这个纪录完全是好坏参半。过去5年，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对部分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进行了改革。中国颁布或修订了1000多部法律法规，以使其贸易体系符合 WTO规则。中国还降低了对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平均25%降至今天的7%，农产品关税也有类似幅度的削减。
此外，中国降低或消除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放宽了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了政府程序的透明度。过去五年中，这些措施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90%左右。今天，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10年前的排名为第15位。
入世还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让中国服从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然而，回顾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中国的改革势头已开始放缓。中国国内反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呼声开始高涨，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加强。
尽管美国企业遭遇全面禁止或禁止性关税的情形有所减少，但一系列监管障碍和政府政策，却使它们在华开展业务面临着不确定性。
本周晚些时候，我将随其他政府官员一道，加入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访华代表团，与中国展开新的战略经济对话。作为此次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将明确传达我们的观点：改革放缓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并损害美中双边关系的健康态势。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现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尽管中央政府官员采取了各项措施，打击非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中国的这一违法行为依然猖獗。假冒、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掠夺了美国企业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法销售收入，损害了中国自身知识型产业的发展。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中国还在利用产业政策来限制商品进口，依靠政府补贴来鼓励出口、保护非竞争性行业，并设置监管障碍，阻碍美国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市场。 从钢铁到电信，中国许多其它领域，并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种不彻底性造成了大量的扭曲现象，可能使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在农业领域，我 们很高兴地看到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但中国的一些做法让该国成为全球最不透明、最难以预测的市场之一，我们的出口商仍因此而感到沮丧。
美国今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将超过2005年的2020亿美元。造成巨额贸易逆差的因素既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也有储蓄、投资和消费模式的不同。我们的贸 易政策可以帮助将贸易失衡降低到封闭市场或不公平贸易实践所引发的失衡的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正通过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US- 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和其它双边论坛，积极解决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多哈(Doha)回合贸易谈判下的多边谈判、WTO诉讼和贸易补偿法的实施，是其它的一些重 要途径。无论是通过对话、谈判还是争端解决机制，中国都必须信守改革的承诺。
我们希望与这个幅员辽阔、发展迅速的经济体建立强大的贸易关系。这将在出口、就业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方面，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潜在益处。然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继续改革，取决于中国承诺以市场参与者（而非官僚们）的决策为基础，扩大自由而公平的贸易。
本文作者是美国贸易代表。
CHINESE VOICES THAT OPPOSE REFORM GROWLOUDER
SUSAN SCHWAB
Monday, December 11, 2006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ccurred five years ago today when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his anniversary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 through a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port issued today by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compliance with WTO obligations.
The record is profoundly mixed. China has moved with resolve to reform some of its economic and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has enacted or revised over 1,000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help bring its trading system into compliance with WTO rules. It has also reduced tariffs on good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 industry from an average of 25 per cent in 1997 to 7 per cent today, with similarl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addition, it has reduced or eliminated numerous non-tariff barriers, increased market access for internation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improved the transparency of its governmental procedures. These steps have expanded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countries and contributed to a roughly 190 per cent increase in US goods exports to Chin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oday, China is America’s four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 up from 15th a decade ago.
WTO accession has also helpe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subjected the country to bind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Nevertheless,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year, we see troubling indications that China’s momentum towards reform has begun to slow. Voices in China opposing further market liberalisation have grown louder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especiall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as increased.
While facing fewer blanket prohibitions or prohibitive tariffs, US companies face an array of regulatory obstacl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mak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uncertain.
Later this week, I will join othe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a trip to China as part of the new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l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Hank Paulson. As part of this dialogue, we will clearly convey our view that a slowdown in reform hinders China’s development and undermines the health of our bilateral tie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 identified by USTR is the rampan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persists in China in spite of efforts by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move against this illegal practice. Counterfeiting, piracy and inadequat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rob US businesse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legitimate sales and weaken China’s development of its own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Of equal concern is China’s continued us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hat limit imports of goods,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t encourage exports and protect non-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regulatory barriers that impede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market by US service providers. There are many other areas, from steel to telecommunications, where China’s incomplete move away from a centrally-planned to a market-based economy is creating massive distortions that could leave the Chinese and global economies at risk. In agriculture, we are pleased by the rise in US exports to China. But our exporters continue to be frustrated with practices that make China one of the world’s least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markets.
The larg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which this year will exceed the $202bn reached in 2005, is due to factors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patterns of sav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Our trade policies can help reduce the imbalance to the extent it arises from closed markets 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USTR and other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aggressively addressing our trade concerns with China through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and other bilateral forums.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under the Doha round of trade talks, litigation through the WTO and the applrade remedy laws are other important avenues. Whether through dialogue, negotiation or dispute settlement, China must be held to its commitments to reform.
We want a strong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is vast and fast-growing economy.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Americans – in exports, jobs and greater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 are enormous. But that depends on China’s continued reform, and on a commitment to expand free and fair trade based on decisions by the actors in the market – not by bureaucrats.
The writer i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作者：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2006年12月11日 星期一
五年前的12月11日，发生了现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通过由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履行WTO义务的状况进行评估。
这个纪录完全是好坏参半。过去5年，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对部分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进行了改革。中国颁布或修订了1000多部法律法规，以使其贸易体系符合 WTO规则。中国还降低了对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平均25%降至今天的7%，农产品关税也有类似幅度的削减。
此外，中国降低或消除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放宽了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了政府程序的透明度。过去五年中，这些措施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90%左右。今天，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10年前的排名为第15位。
入世还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让中国服从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然而，回顾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中国的改革势头已开始放缓。中国国内反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呼声开始高涨，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加强。
尽管美国企业遭遇全面禁止或禁止性关税的情形有所减少，但一系列监管障碍和政府政策，却使它们在华开展业务面临着不确定性。
本周晚些时候，我将随其他政府官员一道，加入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访华代表团，与中国展开新的战略经济对话。作为此次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将明确传达我们的观点：改革放缓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并损害美中双边关系的健康态势。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现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尽管中央政府官员采取了各项措施，打击非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中国的这一违法行为依然猖獗。假冒、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掠夺了美国企业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法销售收入，损害了中国自身知识型产业的发展。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中国还在利用产业政策来限制商品进口，依靠政府补贴来鼓励出口、保护非竞争性行业，并设置监管障碍，阻碍美国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市场。 从钢铁到电信，中国许多其它领域，并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种不彻底性造成了大量的扭曲现象，可能使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在农业领域，我 们很高兴地看到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但中国的一些做法让该国成为全球最不透明、最难以预测的市场之一，我们的出口商仍因此而感到沮丧。
美国今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将超过2005年的2020亿美元。造成巨额贸易逆差的因素既有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也有储蓄、投资和消费模式的不同。我们的贸 易政策可以帮助将贸易失衡降低到封闭市场或不公平贸易实践所引发的失衡的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正通过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US- 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和其它双边论坛，积极解决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多哈(Doha)回合贸易谈判下的多边谈判、WTO诉讼和贸易补偿法的实施，是其它的一些重 要途径。无论是通过对话、谈判还是争端解决机制，中国都必须信守改革的承诺。
我们希望与这个幅员辽阔、发展迅速的经济体建立强大的贸易关系。这将在出口、就业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方面，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潜在益处。然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继续改革，取决于中国承诺以市场参与者（而非官僚们）的决策为基础，扩大自由而公平的贸易。
本文作者是美国贸易代表。
CHINESE VOICES THAT OPPOSE REFORM GROWLOUDER
SUSAN SCHWAB
Monday, December 11, 2006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ccurred five years ago today when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his anniversary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 through a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port issued today by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compliance with WTO obligations.
The record is profoundly mixed. China has moved with resolve to reform some of its economic and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has enacted or revised over 1,000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help bring its trading system into compliance with WTO rules. It has also reduced tariffs on good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 industry from an average of 25 per cent in 1997 to 7 per cent today, with similarl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addition, it has reduced or eliminated numerous non-tariff barriers, increased market access for internation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improved the transparency of its governmental procedures. These steps have expanded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countries and contributed to a roughly 190 per cent increase in US goods exports to Chin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oday, China is America’s four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 up from 15th a decade ago.
WTO accession has also helpe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subjected the country to bind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Nevertheless,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year, we see troubling indications that China’s momentum towards reform has begun to slow. Voices in China opposing further market liberalisation have grown louder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especiall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as increased.
While facing fewer blanket prohibitions or prohibitive tariffs, US companies face an array of regulatory obstacl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mak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uncertain.
Later this week, I will join othe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a trip to China as part of the new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l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Hank Paulson. As part of this dialogue, we will clearly convey our view that a slowdown in reform hinders China’s development and undermines the health of our bilateral tie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 identified by USTR is the rampan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persists in China in spite of efforts by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move against this illegal practice. Counterfeiting, piracy and inadequat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rob US businesse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legitimate sales and weaken China’s development of its own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Of equal concern is China’s continued us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hat limit imports of goods,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t encourage exports and protect non-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regulatory barriers that impede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market by US service providers. There are many other areas, from steel to telecommunications, where China’s incomplete move away from a centrally-planned to a market-based economy is creating massive distortions that could leave the Chinese and global economies at risk. In agriculture, we are pleased by the rise in US exports to China. But our exporters continue to be frustrated with practices that make China one of the world’s least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markets.
The larg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which this year will exceed the $202bn reached in 2005, is due to factors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patterns of sav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Our trade policies can help reduce the imbalance to the extent it arises from closed markets 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USTR and other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aggressively addressing our trade concerns with China through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and other bilateral forums.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under the Doha round of trade talks, litigation through the WTO and the applrade remedy laws are other important avenues. Whether through dialogue, negotiation or dispute settlement, China must be held to its commitments to reform.
We want a strong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is vast and fast-growing economy.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Americans – in exports, jobs and greater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 are enormous. But that depends on China’s continued reform, and on a commitment to expand free and fair trade based on decisions by the actors in the market – not by bureaucrats.
The writer i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星期三, 十二月 13, 2006
“实习”总经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谁谁谁
2006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以前做时装杂志的时候，国外同行见到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同行怎么这么年轻？看上去大学刚出来没几年的新人，个个都是编辑、资深编辑甚至编辑总监或者 出版人。有位慈祥的阿姨级别的日本编辑前辈对我说：在日本，你得花至少五年时间做助理编辑，然后才能成为编辑，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有可能在编辑这个职位 上一直干到退休。
同样的情况不仅仅只在出版行业，其它领域也一样。在美国公司做南部中国区销售经理的28岁的Sam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的50多岁的老板曾带着复杂的心 情对他说：知道吗，Sam，你这个年纪在美国能做一名成功的销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管十个人，你应付得了吗？如果他的老板知道，Sam手里还有一个工作机 会，职位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中国区销售总监，管30个人，心情一定会更加复杂。
这就是中国。大量的公司涌入，大量的中高层职位找不到工作经验丰富、人脉广阔而又熟悉中外文化的人。我看到过一个数据，说的是随着大量外资公司的涌入，对 中国区商务主管（包括 CEO、首代、总经理等等）之类的职位共需要15000人，而在中国能发现的只有5000人。一万个金字塔尖虚席以待啊。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难怪为何每 个中国职场人都显得急吼吼的，满世界的机会，不争取多傻啊。
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对许多争取到更高级职位的幸运儿来说，他们其实还不具备足够的应战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高级实习生。
一位出任香港公司中国大陆执行总经理的王先生就有点心虚，因为他虽然是以另一个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过来应聘的，但实际上他负责的只是市场推广和产品制作部 的工作，连财务报表都不会看。为了得到这个梦想职位，他将任职财务总监的朋友请来做高参，连夜赶出一份像模像样的财务预算文件，并成功地获得了这个职位。
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不到三个月，王先生就开始气馁，大概不懂的领域实在太多了，所以他自我安慰地说：就算是拿着高薪在实习吧。大不了走人呗，走了也没什么 呀，至少我懂得怎么做财务报表了，至少我在管理这个领域摸出点门道了，至少我知道我做这个职位还缺乏什么知识了。如今一年又三个月过去了，王先生依然坚守 在他的职位上，估计“实习”的帽子不久可以摘掉了。
更多的“实习”总经理们面临的是职位的动荡和被淘汰的可能。不过以目前中国的高级人才供需关系，淘汰了也不要紧，大不了到另一个公司再做实习总经理去。实习期长了，也就渐渐进化为合格的总经理了。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sheisheishei@21cn.com）
《朝九晚五》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谁谁谁
2006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以前做时装杂志的时候，国外同行见到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同行怎么这么年轻？看上去大学刚出来没几年的新人，个个都是编辑、资深编辑甚至编辑总监或者 出版人。有位慈祥的阿姨级别的日本编辑前辈对我说：在日本，你得花至少五年时间做助理编辑，然后才能成为编辑，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有可能在编辑这个职位 上一直干到退休。
同样的情况不仅仅只在出版行业，其它领域也一样。在美国公司做南部中国区销售经理的28岁的Sam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的50多岁的老板曾带着复杂的心 情对他说：知道吗，Sam，你这个年纪在美国能做一名成功的销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管十个人，你应付得了吗？如果他的老板知道，Sam手里还有一个工作机 会，职位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中国区销售总监，管30个人，心情一定会更加复杂。
这就是中国。大量的公司涌入，大量的中高层职位找不到工作经验丰富、人脉广阔而又熟悉中外文化的人。我看到过一个数据，说的是随着大量外资公司的涌入，对 中国区商务主管（包括 CEO、首代、总经理等等）之类的职位共需要15000人，而在中国能发现的只有5000人。一万个金字塔尖虚席以待啊。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难怪为何每 个中国职场人都显得急吼吼的，满世界的机会，不争取多傻啊。
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对许多争取到更高级职位的幸运儿来说，他们其实还不具备足够的应战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高级实习生。
一位出任香港公司中国大陆执行总经理的王先生就有点心虚，因为他虽然是以另一个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过来应聘的，但实际上他负责的只是市场推广和产品制作部 的工作，连财务报表都不会看。为了得到这个梦想职位，他将任职财务总监的朋友请来做高参，连夜赶出一份像模像样的财务预算文件，并成功地获得了这个职位。
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不到三个月，王先生就开始气馁，大概不懂的领域实在太多了，所以他自我安慰地说：就算是拿着高薪在实习吧。大不了走人呗，走了也没什么 呀，至少我懂得怎么做财务报表了，至少我在管理这个领域摸出点门道了，至少我知道我做这个职位还缺乏什么知识了。如今一年又三个月过去了，王先生依然坚守 在他的职位上，估计“实习”的帽子不久可以摘掉了。
更多的“实习”总经理们面临的是职位的动荡和被淘汰的可能。不过以目前中国的高级人才供需关系，淘汰了也不要紧，大不了到另一个公司再做实习总经理去。实习期长了，也就渐渐进化为合格的总经理了。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sheisheishei@21cn.com）
《朝九晚五》
星期二, 十二月 12, 2006
夜晚磨牙是因为压力大？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桃红
2006年12月12日 星期二
寂静的夜晚，有人酣梦香甜，有人咬牙切齿——白天在外讨生活的艰辛，都在此刻汇集于上下牙齿的对决。
对于磨牙的认识，一般都停留在肚里有虫上。医学上称，身体内的寄生虫会分泌一些有害物质而影响到自律神经。日间意识较强时可以控制行为举止，但入睡后则会 不自觉地磨牙。现实的问题是，小虫虫可以用药杀死，而精神方面的压力，必须有一个发泄口。那些在外面隐忍的上班族，他们的身体已经休息，可是他们的大脑依 然对白天的加班、猜嫉、争斗、塞车、空气污染、噪音等等，无法释怀。一个不满足的大脑，于是向牙齿发出了指令——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些情绪通通散发出来。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磨牙人群也呈上升态势。有专家曾对80位16～45岁的磨牙症患者和80位无磨牙症的人作了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性格内向、压抑，特别是情绪不稳定、易紧张等个性是磨牙症发病的重要因素。
新婚的陈女士，最近碰到了烦心事。老公一段时间以来磨牙得厉害，已经到了让她无法入睡的地步。她陪老公去医院一检查，身体方面没有问题，医生就详细询问了 她老公最近工作生活上的变化。他说：“如果说变化，那就是最近半年开始炒股，压力蛮大的。”据说他把家里的闲钱还有亲戚家的一部分都扑在了股市里，每天都 是胆战心惊地看着行情表——症结确凿无疑。
再来看一个案例。此女算是别人眼里的顺利一族：老公本份、孩子乖巧、职业光鲜；家里大房虽尚有贷款，但不至于让家庭陷入财政危机。问题出在她是天生悲观主 义者，非要把积极的外衣撕去，留下负面的苦果自己独尝。她的思路是这样的：老公虽然本份，但是缺乏激情；孩子尽管乖巧，但是体质欠缺，一咳嗽就会让她神经 紧张；房子很舒服，可是高位买进，一直让她很是胸闷；单位不错，不过，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物欲横流总是难免的。比来比去，此女就越来越郁闷，夜夜磨牙以 发泄怨气。因为有过磨牙史，她也没多在意。在近来磨牙逾演愈烈的时候，她终于有心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病根是出在心理，而且，已到了需要看心理医 生的时候了。
席间听到这些案例，不得不同情现代人“自加压力”的勇气。“挫败感” 是现在比较多被提及的字眼，生活在继续，欲望无止境。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愤怒和憎恨，或是无法满足的情欲，所以期望在梦里得到些许的安慰。这些胸 闷的人群，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却把自己在幻想中撕扯得片甲不留。
《生活时尚》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桃红
2006年12月12日 星期二
寂静的夜晚，有人酣梦香甜，有人咬牙切齿——白天在外讨生活的艰辛，都在此刻汇集于上下牙齿的对决。
对于磨牙的认识，一般都停留在肚里有虫上。医学上称，身体内的寄生虫会分泌一些有害物质而影响到自律神经。日间意识较强时可以控制行为举止，但入睡后则会 不自觉地磨牙。现实的问题是，小虫虫可以用药杀死，而精神方面的压力，必须有一个发泄口。那些在外面隐忍的上班族，他们的身体已经休息，可是他们的大脑依 然对白天的加班、猜嫉、争斗、塞车、空气污染、噪音等等，无法释怀。一个不满足的大脑，于是向牙齿发出了指令——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些情绪通通散发出来。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磨牙人群也呈上升态势。有专家曾对80位16～45岁的磨牙症患者和80位无磨牙症的人作了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性格内向、压抑，特别是情绪不稳定、易紧张等个性是磨牙症发病的重要因素。
新婚的陈女士，最近碰到了烦心事。老公一段时间以来磨牙得厉害，已经到了让她无法入睡的地步。她陪老公去医院一检查，身体方面没有问题，医生就详细询问了 她老公最近工作生活上的变化。他说：“如果说变化，那就是最近半年开始炒股，压力蛮大的。”据说他把家里的闲钱还有亲戚家的一部分都扑在了股市里，每天都 是胆战心惊地看着行情表——症结确凿无疑。
再来看一个案例。此女算是别人眼里的顺利一族：老公本份、孩子乖巧、职业光鲜；家里大房虽尚有贷款，但不至于让家庭陷入财政危机。问题出在她是天生悲观主 义者，非要把积极的外衣撕去，留下负面的苦果自己独尝。她的思路是这样的：老公虽然本份，但是缺乏激情；孩子尽管乖巧，但是体质欠缺，一咳嗽就会让她神经 紧张；房子很舒服，可是高位买进，一直让她很是胸闷；单位不错，不过，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物欲横流总是难免的。比来比去，此女就越来越郁闷，夜夜磨牙以 发泄怨气。因为有过磨牙史，她也没多在意。在近来磨牙逾演愈烈的时候，她终于有心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病根是出在心理，而且，已到了需要看心理医 生的时候了。
席间听到这些案例，不得不同情现代人“自加压力”的勇气。“挫败感” 是现在比较多被提及的字眼，生活在继续，欲望无止境。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愤怒和憎恨，或是无法满足的情欲，所以期望在梦里得到些许的安慰。这些胸 闷的人群，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却把自己在幻想中撕扯得片甲不留。
《生活时尚》
星期六, 十二月 09, 2006
辉瑞放弃开发胆固醇新药
英国《金融时报》克里斯托弗•鲍(Christopher Bowe)纽约报道
2006年12月4日 星期一
美国辉瑞制药(Pfizer)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其最重要的在研药物，此举令这家全球最大制药商的形象受损，并危及其财务前景。
胆固醇类药物——Torcetrapib目前已处于后期试验阶段。它的失败给辉瑞制药2010年以后的财务前景笼罩上一层阴云，并可能使该集团股票面临压力。
该公司目前最畅销的药物名为立普妥(Lipitor)，其专利权即将于2010年到期。因此，在确保其胆固醇类药物的市场地位方面，辉瑞曾希望 Torcetrapib能配合立普妥，发挥关键作用。Torcetrapib能提高被称为“好胆固醇”的高密度脂蛋白(HDL)，立普妥则可降低坏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LDL)。
译者/梁鸥
BLACK EYE FOR PFIZER AFTER TRIAL CHOLESTEROL DRUG FAILS
By Christopher Bowe in New York
Monday, December 04, 2006
Pfizer has scrapped its most important pipeline drug due to safety concerns, damaging the imag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rugmaker and throwing its outlook into jeopardy.
The failure of torcetrapib, a late-stage experimental cholesterol drug, clouds Pfizer's financial outlook from 2010, and is likely to put pressure on the group's shares today.
Torcetrapib which raises HDL – so-called good cholesterol – was to play a key role in securing Pfizer's cholesterol drug franchise by combining it with its biggest selling drug Lipitor, which lowers bad cholesterol or LDL, after its patent expires as early as 2010.
英国《金融时报》克里斯托弗•鲍(Christopher Bowe)纽约报道
2006年12月4日 星期一
美国辉瑞制药(Pfizer)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其最重要的在研药物，此举令这家全球最大制药商的形象受损，并危及其财务前景。
胆固醇类药物——Torcetrapib目前已处于后期试验阶段。它的失败给辉瑞制药2010年以后的财务前景笼罩上一层阴云，并可能使该集团股票面临压力。
该公司目前最畅销的药物名为立普妥(Lipitor)，其专利权即将于2010年到期。因此，在确保其胆固醇类药物的市场地位方面，辉瑞曾希望 Torcetrapib能配合立普妥，发挥关键作用。Torcetrapib能提高被称为“好胆固醇”的高密度脂蛋白(HDL)，立普妥则可降低坏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LDL)。
译者/梁鸥
BLACK EYE FOR PFIZER AFTER TRIAL CHOLESTEROL DRUG FAILS
By Christopher Bowe in New York
Monday, December 04, 2006
Pfizer has scrapped its most important pipeline drug due to safety concerns, damaging the imag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rugmaker and throwing its outlook into jeopardy.
The failure of torcetrapib, a late-stage experimental cholesterol drug, clouds Pfizer's financial outlook from 2010, and is likely to put pressure on the group's shares today.
Torcetrapib which raises HDL – so-called good cholesterol – was to play a key role in securing Pfizer's cholesterol drug franchise by combining it with its biggest selling drug Lipitor, which lowers bad cholesterol or LDL, after its patent expires as early as 2010.
星期五, 十二月 08, 2006
中印共同点不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12月5日 星期二
在旅游指南中，Chindia是罗马尼亚一处地名，15世纪时曾出过一位嗜血暴君“穿刺王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他喜欢看着那些受害者被处死，后来成为小说《吸血鬼德古拉伯爵》(Count Dracula)的创作灵感来源。不过，在当今的金融市场行话中，Chindia(China + India)代表着一块神奇的土地，人们想象中国和印度将在这里共同创造数不清的财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对印度进行的国事访问，使这一迷人的愿景更加耀眼。胡锦涛此次出访，是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也是中印双方首次公开承 诺，将抛开过去的争端，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只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关中印两国经济命运密不可分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中印两国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包括：这两个亚洲国家均幅员辽阔；人口都很众多；均较为贫穷；经济增长均颇为迅速，而且都对自然资源需求若渴。除此之外，将中国 和印度划为同类，还不如将中国与弗拉德王放在一起——在弗拉德王没有残忍镇压异己的日子里，他与中国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发展道路交通，控制叛离省份，定期 清除腐败。
在多数方面，中印两国都截然相反。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威权政府的国家，展开全面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并动用大量资源投入发展。而印度则是一个管理不善 的民主国家，由于1991年爆发金融危机才被迫进行上一次大规模经济改革，自那之后，政治僵局阻挠了自由化进程。中国繁荣，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印度繁 荣，则是克服了政府政策的阻碍。
中国的发展道路，大致上遵循的是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的模式：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增长，借助充裕的国内储蓄来刺激经济。印度的经济更为封闭，储蓄率也远远低 于中国，因此严重依赖国内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中国难以控制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印度则受到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支出严重不足的限制。
低成本生产是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印度制造业的产值仍然只占国民产出的一小部分——其大力炫耀的软件和服务业亦是如此。印度拥有一个相当健康的银行 业体系，以及一个建立已久的股票交易所。但中国尚不稳健的银行体系目前还未学会风险定价和谨慎放贷，其股票市场也处在发展初期。
此外，这两个经济体的交流非常有限。尽管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但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1.3%。而印度虽然有近8%的出口流向了中国，但令 印度懊恼的是，它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多是低价值大宗商品，而进口产品则以制成品居多。中印的双边投资仍然少得可怜，并且都在抱怨在对方市场开展业务有多么困 难。以多数标准衡量，中国与美国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比中印之间深入很多。
人们以为，中印之间新的对话将令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迅速取得突破，但这些隔阂使这种设想沦为空想。更有可能的是，两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只是限制损害。两国均不希望让长期的竞争状态、争端和不信任妨碍各自的经济发展。不过，两国将继续采取不同路线，来达到发展目的。
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演化为：哪条路线将更有效。就近期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浪费的过度投资问题，目前的繁荣局面将转变为经济萧条。而印度所面临的风险是，如果该国落后的基础设施不能得以改善，其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
从负面因素来看，全球经济低迷对两国都会造成损害。出口依赖性较低的印度，似乎能够更好地适应动荡。但印度一直依赖国外的短期资本流入，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如果外国投资者抛弃新兴市场，那么，这种依赖性就会使该国变得很脆弱。
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使中国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但出口的走弱，可能会对该国低利润的生产商造成冲击。不过，中国能够动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源，来减轻外部冲击的影响。
未来，中印两国的最大不确定性都在政治方面。除非印度的政治家能勇敢推进改革，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市场，并着手处理妨碍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否则，其经济将无法发挥潜力，其增长动力也可能减弱。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脆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迅速增长之上，而它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长期性问题就是，其专制政体能否应付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挑战；或者说，中国 政府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动荡乃至人们愈加强烈的政治解放需求的处理，是否会将中国的政治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印度的民主体制（尽管存在种种缺陷），长期以来一直以其韧性而闻名。但这个体制成长于僵硬的社会结构时代，在这个结构中，人人都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 经济的加速增长正对旧的秩序提出挑战。尽管经济增长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但它也加剧了富裕的城市精英与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
满足这些渴望，并维持社会稳定，对印度的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和印度至少还有一点共同之处。
译者/何黎
ASIA'S EMERGING GIANTS HAVE LITTLE IN COMMON
By Guy de Jonquieres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According to travel guides, Chindia is a place in Romania where Vlad the Impaler, a bloodthirsty 15th-century monarch who inspired the fictional Count Dracula, watched his victims put to death. But in the argot of today's financial markets, Chindia is a magical land where China's and India's economies supposedly combine to produce untold riches.
It is an alluring vision that has gained lustre from Hu Jintao's visit to India last week, the first by a Chinese president for 10 years, and by both sides' sonorous pledges to set aside past quarrels and stride together into the future. There is just one problem: the idea that their economic destinies are inseparably intertwined lacks any basis in fact.
Their only obvious similarities are that each occupies much of Asia's land mass; each is populous; each is poor; each is growing fast and each is hungry for natural resources. Beyond that, it is no more useful to bracket China with India than with King Vlad, who, when not ruthlessly suppressing dissent, shared Beijing's concern with improving the roads, reining in renegade provinces and periodically purging corruption.
In most ways, the two countries are polar opposites. China is a communist autocracy that has instituted sweeping economic reforms, opened its economy to the world and mobilised vast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India is an unwieldy democracy whose last big economic reforms were forced on it by financial crisis in 1991, since when political gridlock has frustrated liberalisation. China has thrived becaus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dia has prospered in spite of them.
China's rise has broadly followed a well trodden east Asian path, being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and fuelled by abundant domestic savings. India, with a more closed economy and far lower savings rate, depends heavily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to sustain growth. China struggles to control excessiv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hile India is constrained by scarce capital and woefully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Low-cost production is the engine of China's real economy. Indian manufacturing still generates a small share of national output – as do its much-vaunted software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India has a reasonably sound banking system and a long-established stock exchange. China's shaky banks have yet to learn how to price risk and lend prudently, and its equity market is primitive.
Furthermore, the two economies interact only at the margins. While bilateral trade has grown fast, India accounts for only 1.3 per cent of China's exports. Almost 8 per cent of India's exports go to China. But, to the former's chagrin, most are low-value commodities, while trad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s dominated by manufactured goods. Two-way investment remains a trickle and each side complains of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ng in the other's market. By most measures, China today is more deeply integrated economically with the US than with India.
Those disconnections make it fanciful to suppose that the nascent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ll lead to rapid breakthroughs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More likely, their governments' primary aim is damage limitation. Both want to prevent old rivalries, quarrels and mistrust interfering with their race to development. But they will continue to take distinctive routes to that end.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which route will prove more effective. Near-term, the main risk in China is that failure to deal with the root causes of wasteful over-investment will turn boom into bust. In India, it is that failure to modernise the country's creaking infrastructure will choke off growth.
On the downside, a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would hurt both. India, less dependent on exports, might appear better placed to weather the storm. But its reliance on short-term capital inflows from abroad to finance growth could make it vulnerable if global investors deserted emerging markets.
Tight exchange controls insulate China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urbulence. Weaker exports would hit many of its low-margin producers. But the country can call on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s.
Further ahead, the biggest uncertainties in both countries are political. Unless India's politicians bite the bullet on reform, open up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art tackling structural obstacles to growth, the economy will perform below potential and its momentum may fade.
The most pressing longer-term question facing China is whether its authoritarian regime can manage the challenges created by the rapid growth on which its tenuous legitimacy depends; or whether dealing with growing inequality, corruption, popular unrest and, possibly, stronger demands for political enfranchisement will stretch the system to breaking point.
Indian democracy, for all its flaws, has long been renowned for its resilience. But it grew up in an era of rigid social structures, in which everyone was resigned to his or her place in the hierarchy. Faster growth is challenging the old order. While giving hope to many, it is also sharpening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an affluent urban elite and vast numbers of rural poor eager for a better life.
Meeting those aspiration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poses a huge test for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n that respect, at least, China and India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12月5日 星期二
在旅游指南中，Chindia是罗马尼亚一处地名，15世纪时曾出过一位嗜血暴君“穿刺王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他喜欢看着那些受害者被处死，后来成为小说《吸血鬼德古拉伯爵》(Count Dracula)的创作灵感来源。不过，在当今的金融市场行话中，Chindia(China + India)代表着一块神奇的土地，人们想象中国和印度将在这里共同创造数不清的财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对印度进行的国事访问，使这一迷人的愿景更加耀眼。胡锦涛此次出访，是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也是中印双方首次公开承 诺，将抛开过去的争端，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只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关中印两国经济命运密不可分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中印两国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包括：这两个亚洲国家均幅员辽阔；人口都很众多；均较为贫穷；经济增长均颇为迅速，而且都对自然资源需求若渴。除此之外，将中国 和印度划为同类，还不如将中国与弗拉德王放在一起——在弗拉德王没有残忍镇压异己的日子里，他与中国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发展道路交通，控制叛离省份，定期 清除腐败。
在多数方面，中印两国都截然相反。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威权政府的国家，展开全面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并动用大量资源投入发展。而印度则是一个管理不善 的民主国家，由于1991年爆发金融危机才被迫进行上一次大规模经济改革，自那之后，政治僵局阻挠了自由化进程。中国繁荣，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印度繁 荣，则是克服了政府政策的阻碍。
中国的发展道路，大致上遵循的是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的模式：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增长，借助充裕的国内储蓄来刺激经济。印度的经济更为封闭，储蓄率也远远低 于中国，因此严重依赖国内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中国难以控制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印度则受到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支出严重不足的限制。
低成本生产是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印度制造业的产值仍然只占国民产出的一小部分——其大力炫耀的软件和服务业亦是如此。印度拥有一个相当健康的银行 业体系，以及一个建立已久的股票交易所。但中国尚不稳健的银行体系目前还未学会风险定价和谨慎放贷，其股票市场也处在发展初期。
此外，这两个经济体的交流非常有限。尽管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但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1.3%。而印度虽然有近8%的出口流向了中国，但令 印度懊恼的是，它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多是低价值大宗商品，而进口产品则以制成品居多。中印的双边投资仍然少得可怜，并且都在抱怨在对方市场开展业务有多么困 难。以多数标准衡量，中国与美国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比中印之间深入很多。
人们以为，中印之间新的对话将令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迅速取得突破，但这些隔阂使这种设想沦为空想。更有可能的是，两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只是限制损害。两国均不希望让长期的竞争状态、争端和不信任妨碍各自的经济发展。不过，两国将继续采取不同路线，来达到发展目的。
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演化为：哪条路线将更有效。就近期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浪费的过度投资问题，目前的繁荣局面将转变为经济萧条。而印度所面临的风险是，如果该国落后的基础设施不能得以改善，其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
从负面因素来看，全球经济低迷对两国都会造成损害。出口依赖性较低的印度，似乎能够更好地适应动荡。但印度一直依赖国外的短期资本流入，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如果外国投资者抛弃新兴市场，那么，这种依赖性就会使该国变得很脆弱。
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使中国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但出口的走弱，可能会对该国低利润的生产商造成冲击。不过，中国能够动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源，来减轻外部冲击的影响。
未来，中印两国的最大不确定性都在政治方面。除非印度的政治家能勇敢推进改革，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市场，并着手处理妨碍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否则，其经济将无法发挥潜力，其增长动力也可能减弱。
在中国，共产党政权脆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迅速增长之上，而它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长期性问题就是，其专制政体能否应付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挑战；或者说，中国 政府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动荡乃至人们愈加强烈的政治解放需求的处理，是否会将中国的政治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印度的民主体制（尽管存在种种缺陷），长期以来一直以其韧性而闻名。但这个体制成长于僵硬的社会结构时代，在这个结构中，人人都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 经济的加速增长正对旧的秩序提出挑战。尽管经济增长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但它也加剧了富裕的城市精英与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
满足这些渴望，并维持社会稳定，对印度的政治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和印度至少还有一点共同之处。
译者/何黎
ASIA'S EMERGING GIANTS HAVE LITTLE IN COMMON
By Guy de Jonquieres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According to travel guides, Chindia is a place in Romania where Vlad the Impaler, a bloodthirsty 15th-century monarch who inspired the fictional Count Dracula, watched his victims put to death. But in the argot of today's financial markets, Chindia is a magical land where China's and India's economies supposedly combine to produce untold riches.
It is an alluring vision that has gained lustre from Hu Jintao's visit to India last week, the first by a Chinese president for 10 years, and by both sides' sonorous pledges to set aside past quarrels and stride together into the future. There is just one problem: the idea that their economic destinies are inseparably intertwined lacks any basis in fact.
Their only obvious similarities are that each occupies much of Asia's land mass; each is populous; each is poor; each is growing fast and each is hungry for natural resources. Beyond that, it is no more useful to bracket China with India than with King Vlad, who, when not ruthlessly suppressing dissent, shared Beijing's concern with improving the roads, reining in renegade provinces and periodically purging corruption.
In most ways, the two countries are polar opposites. China is a communist autocracy that has instituted sweeping economic reforms, opened its economy to the world and mobilised vast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India is an unwieldy democracy whose last big economic reforms were forced on it by financial crisis in 1991, since when political gridlock has frustrated liberalisation. China has thrived becaus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dia has prospered in spite of them.
China's rise has broadly followed a well trodden east Asian path, being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and fuelled by abundant domestic savings. India, with a more closed economy and far lower savings rate, depends heavily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to sustain growth. China struggles to control excessiv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hile India is constrained by scarce capital and woefully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Low-cost production is the engine of China's real economy. Indian manufacturing still generates a small share of national output – as do its much-vaunted software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India has a reasonably sound banking system and a long-established stock exchange. China's shaky banks have yet to learn how to price risk and lend prudently, and its equity market is primitive.
Furthermore, the two economies interact only at the margins. While bilateral trade has grown fast, India accounts for only 1.3 per cent of China's exports. Almost 8 per cent of India's exports go to China. But, to the former's chagrin, most are low-value commodities, while trad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s dominated by manufactured goods. Two-way investment remains a trickle and each side complains of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ng in the other's market. By most measures, China today is more deeply integrated economically with the US than with India.
Those disconnections make it fanciful to suppose that the nascent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ll lead to rapid breakthroughs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More likely, their governments' primary aim is damage limitation. Both want to prevent old rivalries, quarrels and mistrust interfering with their race to development. But they will continue to take distinctive routes to that end.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which route will prove more effective. Near-term, the main risk in China is that failure to deal with the root causes of wasteful over-investment will turn boom into bust. In India, it is that failure to modernise the country's creaking infrastructure will choke off growth.
On the downside, a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would hurt both. India, less dependent on exports, might appear better placed to weather the storm. But its reliance on short-term capital inflows from abroad to finance growth could make it vulnerable if global investors deserted emerging markets.
Tight exchange controls insulate China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urbulence. Weaker exports would hit many of its low-margin producers. But the country can call on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s.
Further ahead, the biggest uncertainties in both countries are political. Unless India's politicians bite the bullet on reform, open up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art tackling structural obstacles to growth, the economy will perform below potential and its momentum may fade.
The most pressing longer-term question facing China is whether its authoritarian regime can manage the challenges created by the rapid growth on which its tenuous legitimacy depends; or whether dealing with growing inequality, corruption, popular unrest and, possibly, stronger demands for political enfranchisement will stretch the system to breaking point.
Indian democracy, for all its flaws, has long been renowned for its resilience. But it grew up in an era of rigid social structures, in which everyone was resigned to his or her place in the hierarchy. Faster growth is challenging the old order. While giving hope to many, it is also sharpening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an affluent urban elite and vast numbers of rural poor eager for a better life.
Meeting those aspiration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poses a huge test for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n that respect, at least, China and India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星期三, 十二月 06, 2006
印度专利大战正酣
医药经济报
本报特约撰稿人 黄东临
两年148项异议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印度必须全面遵守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由此，从2005年1月印度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开始，跨国制药 巨头们纷纷开始在印度的专利领域内跑马圈地。然而，这些国际性企业很快发现它们的工作并不轻松--根据印度最新的专利法律，任何人都有权利向专利检查员递 交专利无效申请。由此，就在这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印度本地企业提出了148项异议来阻止这些外国企业专利在印度的生效，从而拉响了一场专利大战。
在这些反对外国专利的企业中，印度Torrent公司的表现最为积极，它递交了超过50%的反对案。而紧随其后的是兰伯西公司（Ranbaxy）的 55项反对案与悉普拉（Cipla）的155项反对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公司反对的专利涉及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产品，其中包括了阿斯利康公司的降胆固醇产 品可定（Crestor）、辉瑞公司的抗真菌药物威凡，以及礼来公司的勃起功能障碍治疗用药希爱力。此外，即便是印度制药界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地"枪口一 致对外"，悉普拉公司与Hetero公司就曾经质疑同为印度企业的Wockhardt公司抗生素产品Nadifloxacin的专利有效性。
背后的利益之争
无论如何，商业利益才是印度本地企业与这些来自西方竞争对手引发专利大战的根本原因。
诚然，由于每个新药成功上市的背后都是上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与十年磨一剑的时间支出，因而它们得到强有力的专利保护无可厚非。不过，在印度人看来，如果 这些发明利用了一些早已公开的研究结果做文章，那它们就不应当得到印度的专利法律保护。用悉普拉公司发言人的话来说，就是病人不能为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产品 而支付额外费用。
对于印度仿制药企业而言，任何专利的生效都将导致它们的仿制商机丧失，它们还要因已经启动的相关仿制计划被迫终止而面临相当大的损失。并且，印度仿制 药企业认为，任何专利在审批时就提出异议可以避免许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专利异议自然有其合理性。
与仿制药相比，原创药通常都能依靠专利而垄断市场，因而这些产品往往能在价格相当高昂的前提下照样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此，向来视专利如同生命的跨 国制药巨头们对印度专利制度中的这一现象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从表面上看，对专利申请提出异议仅仅是专利注册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但在现实中印度企业正在用 此拖延甚至阻止这些专利的生效。因而，"专利大户"的制药巨头们仍然老调重弹地表示，任何阻止专利的行为都是阻碍创新的行为，不仅妨碍印度病人从此得到更 好更多的新药，也不利于印度新药创新体系的形成。
"宽容"的制度背景
在印度当前专利制度形成之前，整个印度医药产业已经充分地利用了本国专利制度的"宽容"迅速形成了全球仿制药的一极。格列卫的仿制问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诠释。
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最畅销的抗肿瘤药物。1997年，格列卫的生产商诺华公司曾经在其故乡瑞士递交了相关专利申请，同一年也在印度提出专利申请。然 而不幸的是，格列卫的印度专利在印度本土企业悉普拉公司的质疑声中被驳回，最终悉普拉公司的仿制药得以在印度顺利上市，诺华公司也因此表示要对此上书法 庭。由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仿制药企业所宣称的"专利异议避免法律诉讼"的作用似乎并没有实现。
提出异议方占优
在印度制药协会看来，印度专利制度中的这种反对声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与专利检查员沟通信息的机会，并帮助这些专利官员更多地关注那些他们没有重视到的内容。在听从了专利申请者及反对者双方的意见之后，印度的专利官员将能更出色地作出是否批准一项专利的结论。
从目前的情况看，提出异议方在专利案中总体占优。除了格列卫，本身也是印度企业的Wockhardt公司的抗生素Nadifloxacin的专利也在悉普拉公司与Hetero公司的反对声中被专利局最终裁定无效。
不过，在很多行业专家看来，未来这样的专利异议将越来越少，虽然现今印度的大企业都有提交专利异议的经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印度专利局每年要接纳3.8万件专利申请，因而140次异议算不上一个大数目。然而，这些异议都涉及了格列卫、希爱力或是可定这样 的全球年销售额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重磅炸弹级产品，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为此，印度制药界对这样的专利异议制度还是普遍表示出了认可的态度 --毕竟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在美国专利异议制度没有真正被实施，但英国或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都有类似制度成功运作的经验。
医药经济报
本报特约撰稿人 黄东临
两年148项异议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印度必须全面遵守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由此，从2005年1月印度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开始，跨国制药 巨头们纷纷开始在印度的专利领域内跑马圈地。然而，这些国际性企业很快发现它们的工作并不轻松--根据印度最新的专利法律，任何人都有权利向专利检查员递 交专利无效申请。由此，就在这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印度本地企业提出了148项异议来阻止这些外国企业专利在印度的生效，从而拉响了一场专利大战。
在这些反对外国专利的企业中，印度Torrent公司的表现最为积极，它递交了超过50%的反对案。而紧随其后的是兰伯西公司（Ranbaxy）的 55项反对案与悉普拉（Cipla）的155项反对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公司反对的专利涉及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产品，其中包括了阿斯利康公司的降胆固醇产 品可定（Crestor）、辉瑞公司的抗真菌药物威凡，以及礼来公司的勃起功能障碍治疗用药希爱力。此外，即便是印度制药界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地"枪口一 致对外"，悉普拉公司与Hetero公司就曾经质疑同为印度企业的Wockhardt公司抗生素产品Nadifloxacin的专利有效性。
背后的利益之争
无论如何，商业利益才是印度本地企业与这些来自西方竞争对手引发专利大战的根本原因。
诚然，由于每个新药成功上市的背后都是上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与十年磨一剑的时间支出，因而它们得到强有力的专利保护无可厚非。不过，在印度人看来，如果 这些发明利用了一些早已公开的研究结果做文章，那它们就不应当得到印度的专利法律保护。用悉普拉公司发言人的话来说，就是病人不能为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产品 而支付额外费用。
对于印度仿制药企业而言，任何专利的生效都将导致它们的仿制商机丧失，它们还要因已经启动的相关仿制计划被迫终止而面临相当大的损失。并且，印度仿制 药企业认为，任何专利在审批时就提出异议可以避免许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专利异议自然有其合理性。
与仿制药相比，原创药通常都能依靠专利而垄断市场，因而这些产品往往能在价格相当高昂的前提下照样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此，向来视专利如同生命的跨 国制药巨头们对印度专利制度中的这一现象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从表面上看，对专利申请提出异议仅仅是专利注册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但在现实中印度企业正在用 此拖延甚至阻止这些专利的生效。因而，"专利大户"的制药巨头们仍然老调重弹地表示，任何阻止专利的行为都是阻碍创新的行为，不仅妨碍印度病人从此得到更 好更多的新药，也不利于印度新药创新体系的形成。
"宽容"的制度背景
在印度当前专利制度形成之前，整个印度医药产业已经充分地利用了本国专利制度的"宽容"迅速形成了全球仿制药的一极。格列卫的仿制问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诠释。
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最畅销的抗肿瘤药物。1997年，格列卫的生产商诺华公司曾经在其故乡瑞士递交了相关专利申请，同一年也在印度提出专利申请。然 而不幸的是，格列卫的印度专利在印度本土企业悉普拉公司的质疑声中被驳回，最终悉普拉公司的仿制药得以在印度顺利上市，诺华公司也因此表示要对此上书法 庭。由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仿制药企业所宣称的"专利异议避免法律诉讼"的作用似乎并没有实现。
提出异议方占优
在印度制药协会看来，印度专利制度中的这种反对声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与专利检查员沟通信息的机会，并帮助这些专利官员更多地关注那些他们没有重视到的内容。在听从了专利申请者及反对者双方的意见之后，印度的专利官员将能更出色地作出是否批准一项专利的结论。
从目前的情况看，提出异议方在专利案中总体占优。除了格列卫，本身也是印度企业的Wockhardt公司的抗生素Nadifloxacin的专利也在悉普拉公司与Hetero公司的反对声中被专利局最终裁定无效。
不过，在很多行业专家看来，未来这样的专利异议将越来越少，虽然现今印度的大企业都有提交专利异议的经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印度专利局每年要接纳3.8万件专利申请，因而140次异议算不上一个大数目。然而，这些异议都涉及了格列卫、希爱力或是可定这样 的全球年销售额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重磅炸弹级产品，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为此，印度制药界对这样的专利异议制度还是普遍表示出了认可的态度 --毕竟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在美国专利异议制度没有真正被实施，但英国或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都有类似制度成功运作的经验。
星期一, 十二月 04, 2006
一部鼓吹美中对抗的奇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
2006年12月1日 星期五
对于一些美国决策者和评论员而言，中国正在取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一个藏在暗处的恶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如今已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认为，必须制止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
其中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欧文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一位在美国广播电视媒体经常露面的著名分析员和评论员。他认为，中国正展开“一项大胆行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在其所著的《即将到 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一书中，他敦促美国尽其所能，遏制中国的前进步伐。
书中提到，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包括：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在抛出这种令人震惊的论点之后，纳瓦罗教授列出了一些潜在的触发因素，它们可能会引发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冲突。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已主宰全球 许多市场，而他列举的因素就包括中国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流入问题——他将这称为“大规模生产武器”(weapon of mass production)。如今已经不新鲜的仿冒和盗版问题也被列举了出来，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问题和中国国内社会问题。
比较新颖且有着险恶用心的一点，乃是纳瓦罗教授如何将这些论点附和他的主题。他认为，对于每一个单独问题，中国政府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对于每一个单独问题，都与中国试图取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有关。
例如，纳瓦罗认为盗版和仿冒问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默许。在谈到“中国是海盗国家”时，他援引了一家美国制药企业高管的话：“让我们实际一点吧。只有中国自己有了可以保护的知识产权，情况才会好转。”
由此，谎言得到了强化：中国没有自己的创新，只是从西方拾荒。认为一个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和番茄酱等东西的国家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看法很可笑，但纳瓦罗却武断地认为这是“事实”。
他对中国的城市化也百般挑剔，将其视为一项蓄意的政策，以确保“大规模生产武器”获得廉价劳动力供应。然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农业占 GDP 的比例相当于中世纪的英国：2003年，中国的比例为39%，1300年，英国的比例为44%。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自然（即便痛 苦）的过程。但作者忽略了这一点。
扭曲现实的文字还在继续，但有关毒品的章节真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他写道：“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全球非法硬毒品的生产、运输和分销中发挥关键作 用。”他同时列出了一长串可怕数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没有直接谴责中国政府，但任何一位读者只要愿意，都会毫不费力地得出推论：中国政府即使没有直接责 任，也对此负有间接责任。
为消除这种“威胁”，他提出的政策建议荒谬且可怕。他鼓吹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否决权，理由是该国“不道德地、机会主义地使用否决权，以此作为各种离谱事件的外交盾牌”。剥夺中国的否决权，还可以起到羞辱中国的作用。
同时，他建议通过严格的边境控制和对参与企业进行制裁，来打击贩毒、污染和盗版行为。
他警告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廉价商品，隐含着真实而危险的隐藏成本”。然而，即便美国消费者停止购买中国货，这对美国经济又有多大好处呢？他们会购买来自其它国家同样低价的产品。
接下来，是令我们毛骨悚然的一段话：“实际上，这些政策建议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需要美国具有与中国对立的经济和政治意愿，同时需要军事力量来支持这些政策。”
作者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他所提出的中国野心勃勃寻求世界霸权的观点。当他谈论中国内部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他的观点也自相矛盾。
认为中国具有“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野心”的看法，是胡说八道。宣称美国必须使用经济对抗，同时利用战争威胁作为支持，这样的看法，借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来说，完全是匪夷所思。
WEAPON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OTHER TALES
By Morgen Witzel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For some American policymakers and commentators, China is replacing Islamic extremism as the bogeyman under the bed. China's uninterrupted growth now poses a threat to American interests. Its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as they see it, must be stopped.
One such commentator is Peter Navarro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 well-known analyst and commentator in the American broadcast media. He believes that China is conducting “an aggressive drive for global economic hegemony” and in The Coming China Wars urges America to do all it can to halt the country's forward march.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direct economic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including sanctions and border controls – backed up, if necessary, by military action.
Having set out this remarkable thesis, Prof Navarro lists the potential flashpoints that could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US. These include the flow of cheap manufactured goods that have come to dominate many world markets, which he dubs the “weapon of mass production”. The now familiar story of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is also trotted out, along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growing Chinese demand for sources of energy and its internal social problems.
What is new – and sinister – is how Prof Navarro weaves these into his theme.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blem.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problem is linked to China's attempt to achieve world economic domination.
For example, Navarro believes that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are tacitly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erring to “China's buccaneer nation”, he quotes a senior executive from an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who says: “Let's be practical here. It won't get much better until China has its 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tect.”
Thus is reinforced the lie that China produces no innovations of its own but merely scavenges off the west. The idea that the country that invented gunpowder, paper and ketchup, among other things, has no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its own is laughable but Navarro asserts it as “fact”.
He is critical too of the urbanisation of China, seeing it as deliberate policy to ensure a supply of cheap labour for the “WMP”. But urbanisation is a hallmark of a developing economy. China's share of GDP derived from agriculture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medieval Britain: 39 per cent for the former in 2003, 44 per cent for the latter in 1300. That must change. Migration to the cities is a natural, if painful, part of growth. This point is ignored.
The obscurations go on, but it is the chapter on drugs that really sets the tone. “No single country plays more of a key role than China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 . . illegal hard drugs,” he writes, adding a long list of scary statistics to prove his point. He does not bla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rectly – but any reader who wishes is free to make the infer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indirectly, if not directly, responsible.
The policy prescriptions offered for averting this “threat” are both absurd and chilling. He advocates stripping China of its veto position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grounds of its “immoral and opportunistic use of its UN veto as a diplomatic shield for all manners of outrage”. This would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humiliating China.
Meanwhile, drug trafficking, pollution and piracy are to be combated through tighter border control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m.
He warns American consumers of “the real and dangerous hidden costs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purchase of cheap Chinese goods”. But even if American consumers stopped buying them, how would this help the US economy? They would buy equally low-priced goods from other sources.
Then comes the moment when hair stands up on the back of the neck. “What virtually all these policy prescriptions share . . . is that they requir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ill to stand up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military might to back up the prescriptions.”
The author offers no credibl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hesis of an aggressive Chinese quest for domination. When he discusses China's difficult internal social problems, he goes a long way towards contradicting it.
To suggest that China is engaged in “an aggressive drive for global economic hegemony” is nonsense. To assert that the US must respond with economic confrontation backed up by the threat of war is,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Jeremy Bentham, nonsense on stilts.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
2006年12月1日 星期五
对于一些美国决策者和评论员而言，中国正在取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一个藏在暗处的恶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如今已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认为，必须制止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
其中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欧文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一位在美国广播电视媒体经常露面的著名分析员和评论员。他认为，中国正展开“一项大胆行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在其所著的《即将到 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一书中，他敦促美国尽其所能，遏制中国的前进步伐。
书中提到，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包括：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在抛出这种令人震惊的论点之后，纳瓦罗教授列出了一些潜在的触发因素，它们可能会引发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冲突。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已主宰全球 许多市场，而他列举的因素就包括中国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流入问题——他将这称为“大规模生产武器”(weapon of mass production)。如今已经不新鲜的仿冒和盗版问题也被列举了出来，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问题和中国国内社会问题。
比较新颖且有着险恶用心的一点，乃是纳瓦罗教授如何将这些论点附和他的主题。他认为，对于每一个单独问题，中国政府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对于每一个单独问题，都与中国试图取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有关。
例如，纳瓦罗认为盗版和仿冒问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默许。在谈到“中国是海盗国家”时，他援引了一家美国制药企业高管的话：“让我们实际一点吧。只有中国自己有了可以保护的知识产权，情况才会好转。”
由此，谎言得到了强化：中国没有自己的创新，只是从西方拾荒。认为一个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和番茄酱等东西的国家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看法很可笑，但纳瓦罗却武断地认为这是“事实”。
他对中国的城市化也百般挑剔，将其视为一项蓄意的政策，以确保“大规模生产武器”获得廉价劳动力供应。然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农业占 GDP 的比例相当于中世纪的英国：2003年，中国的比例为39%，1300年，英国的比例为44%。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自然（即便痛 苦）的过程。但作者忽略了这一点。
扭曲现实的文字还在继续，但有关毒品的章节真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他写道：“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全球非法硬毒品的生产、运输和分销中发挥关键作 用。”他同时列出了一长串可怕数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没有直接谴责中国政府，但任何一位读者只要愿意，都会毫不费力地得出推论：中国政府即使没有直接责 任，也对此负有间接责任。
为消除这种“威胁”，他提出的政策建议荒谬且可怕。他鼓吹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否决权，理由是该国“不道德地、机会主义地使用否决权，以此作为各种离谱事件的外交盾牌”。剥夺中国的否决权，还可以起到羞辱中国的作用。
同时，他建议通过严格的边境控制和对参与企业进行制裁，来打击贩毒、污染和盗版行为。
他警告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廉价商品，隐含着真实而危险的隐藏成本”。然而，即便美国消费者停止购买中国货，这对美国经济又有多大好处呢？他们会购买来自其它国家同样低价的产品。
接下来，是令我们毛骨悚然的一段话：“实际上，这些政策建议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需要美国具有与中国对立的经济和政治意愿，同时需要军事力量来支持这些政策。”
作者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他所提出的中国野心勃勃寻求世界霸权的观点。当他谈论中国内部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他的观点也自相矛盾。
认为中国具有“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野心”的看法，是胡说八道。宣称美国必须使用经济对抗，同时利用战争威胁作为支持，这样的看法，借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来说，完全是匪夷所思。
WEAPON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OTHER TALES
By Morgen Witzel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For some American policymakers and commentators, China is replacing Islamic extremism as the bogeyman under the bed. China's uninterrupted growth now poses a threat to American interests. Its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as they see it, must be stopped.
One such commentator is Peter Navarro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 well-known analyst and commentator in the American broadcast media. He believes that China is conducting “an aggressive drive for global economic hegemony” and in The Coming China Wars urges America to do all it can to halt the country's forward march.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direct economic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including sanctions and border controls – backed up, if necessary, by military action.
Having set out this remarkable thesis, Prof Navarro lists the potential flashpoints that could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US. These include the flow of cheap manufactured goods that have come to dominate many world markets, which he dubs the “weapon of mass production”. The now familiar story of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is also trotted out, along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growing Chinese demand for sources of energy and its internal social problems.
What is new – and sinister – is how Prof Navarro weaves these into his theme.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blem.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problem is linked to China's attempt to achieve world economic domination.
For example, Navarro believes that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are tacitly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erring to “China's buccaneer nation”, he quotes a senior executive from an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who says: “Let's be practical here. It won't get much better until China has its 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tect.”
Thus is reinforced the lie that China produces no innovations of its own but merely scavenges off the west. The idea that the country that invented gunpowder, paper and ketchup, among other things, has no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its own is laughable but Navarro asserts it as “fact”.
He is critical too of the urbanisation of China, seeing it as deliberate policy to ensure a supply of cheap labour for the “WMP”. But urbanisation is a hallmark of a developing economy. China's share of GDP derived from agriculture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medieval Britain: 39 per cent for the former in 2003, 44 per cent for the latter in 1300. That must change. Migration to the cities is a natural, if painful, part of growth. This point is ignored.
The obscurations go on, but it is the chapter on drugs that really sets the tone. “No single country plays more of a key role than China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 . . illegal hard drugs,” he writes, adding a long list of scary statistics to prove his point. He does not bla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rectly – but any reader who wishes is free to make the infer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indirectly, if not directly, responsible.
The policy prescriptions offered for averting this “threat” are both absurd and chilling. He advocates stripping China of its veto position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grounds of its “immoral and opportunistic use of its UN veto as a diplomatic shield for all manners of outrage”. This would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humiliating China.
Meanwhile, drug trafficking, pollution and piracy are to be combated through tighter border control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m.
He warns American consumers of “the real and dangerous hidden costs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purchase of cheap Chinese goods”. But even if American consumers stopped buying them, how would this help the US economy? They would buy equally low-priced goods from other sources.
Then comes the moment when hair stands up on the back of the neck. “What virtually all these policy prescriptions share . . . is that they requir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ill to stand up to China along with the military might to back up the prescriptions.”
The author offers no credibl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hesis of an aggressive Chinese quest for domination. When he discusses China's difficult internal social problems, he goes a long way towards contradicting it.
To suggest that China is engaged in “an aggressive drive for global economic hegemony” is nonsense. To assert that the US must respond with economic confrontation backed up by the threat of war is,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Jeremy Bentham, nonsense on stilts.
星期五, 十二月 01, 2006
上海的居住“新腔调”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吴迪
2006年12月1日 星期五
我上班的地方在上海武康路。武康路安福路转角上的马里昂巴咖啡馆，是我谈工作、见朋友的据点。半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突然火了起来。据“观察家” 分析，因为复兴西路板块一溜设计师工作室、酒吧的开张，因为话剧艺术中心在附近，因为好几个新媒体都在附近借了办公室（包括我所在的公司），还因为厌倦了 高楼大厦的公司人，为了住得有腔调，频频迁入附近的几条街，这里就成了新的时尚地标。
朋友老张就是迁入武康路的新住户，他生了一场大病，歇了一年，最近做了一个决定，从宛平南路的徐家汇花园搬进了武康大楼，居住面积从160平米变成了30 几平米。他是近40岁的单身，总经理，现在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闲人就要住在有闲情逸致的地方，下楼就有咖啡馆、中西餐厅、书报亭和小摊，散步有梧桐蔽日 的人行道，还要有历史感——只有武康大楼了。
武康大楼(诺曼底公寓) 名头很响，位于上海淮海路-兴国路-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六岔路口，解放前是类似老张这样的金领住的地方，解放后发给孙道临等文艺界人士居住，对面是宋 庆龄故居。这种款式叫骑街楼，我在纽约见过很相像的一幢。楼下有百年历史的紫罗兰美发厅，几个老外建筑师开的ARCH酒吧，街对面是东南亚风格的家居店， 旁边却是个简陋的蔬菜水果摊，还有个杂货店、小书店。纽约的一些街道也是这样的，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东西比邻而居，方便舒适，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着。
我最近在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简·雅各布斯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好城市？扼要列出了一座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的四个要点：用途混杂、街区小路网密、不同年代建筑并存，密度够高，应该说是总结得恰到好处。
一，用途混杂：城市生活的很多需求，只有交叉混杂在一起才能产生优化效应，才能每天大部份时间有人气。许多规划者误以为土地用途的界定代表了科学的现代化 城市规划，病变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做法，认为城市生活应该以功能来分区，如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纯商业区，结果却扼杀了城市活力，制造了生活不便和无法解 决的交通拥挤，以及晚上的大片死城甚至犯罪黑点。我在美国休斯顿住过四年，它就是个典型的 “between of nowhere”的大城市：没有人行道，没有公交系统，人人都开车，买根葱也要开车。大家都住在郊区，高峰时就拥堵在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市中心十五 幢火柴盒样的办公楼，到了周末就成了“死城”。我离开那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散步。
二，街区小，街道密，人行道的使用率就很高，商店就会存活下去；马路就可以相应较窄，配以公交，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这是我心目中典型的上海街道， 而在北京就觉得步行很不方便，走十里地也找不到个便利店；北京马路很宽，大多有隔离带，错过了一个路口，再想过马路就很难了。
三、不同年龄建筑的并存，新的附加在旧的之间，就像有机耕种讲究不同植物混杂的精耕。上海武康路、乌鲁木齐中路一带很多老建筑挂上了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 也有汇贤居这样的新楼盘，还有新建的世贸大楼，里面汇聚了奥美等创意行业公司，职员便在附近租房子。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却依然存在，包括附近一溜的杂货 店、廉价餐馆，使这个街区不至于精贵到“连油条都买不到”，午饭后我常在这一带溜达。
四、高密度不等于过分拥挤，但很多规划者误把高密度老城看作贫民窟，不思逐步改进，醉心大规模拆迁，把低收入者集中到偏远的高楼，把中产者搬去近郊低密度 联体别墅区，一举谋杀了不少大城市和郊区。我有一帮海归朋友集体买了沪青坪公路旁的别墅，现在叫苦不迭，原来房产广告上描述的“30分钟到恒隆上班”成为 泡影。高峰时间，进入市区的沪青平公路和延安高架成为“华山一条路”，车速可以用“挪”来形容。
城市密度一低，加上地区用途分隔，必会造成行人稀落，小区住着同质性很高的居民，商店集合在大型商场，没有空间蔓廷，出现“亚市区”现象，（比如上海浦东的碧云社区，住在里面的老外超级无聊），复杂多元的城市生活被单调的亚市区生活所代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搬去武康大楼，虽然生活面积从160平米降至30多平米，但对一个单身的、生活得有腔调的人来说，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吴迪
2006年12月1日 星期五
我上班的地方在上海武康路。武康路安福路转角上的马里昂巴咖啡馆，是我谈工作、见朋友的据点。半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突然火了起来。据“观察家” 分析，因为复兴西路板块一溜设计师工作室、酒吧的开张，因为话剧艺术中心在附近，因为好几个新媒体都在附近借了办公室（包括我所在的公司），还因为厌倦了 高楼大厦的公司人，为了住得有腔调，频频迁入附近的几条街，这里就成了新的时尚地标。
朋友老张就是迁入武康路的新住户，他生了一场大病，歇了一年，最近做了一个决定，从宛平南路的徐家汇花园搬进了武康大楼，居住面积从160平米变成了30 几平米。他是近40岁的单身，总经理，现在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闲人就要住在有闲情逸致的地方，下楼就有咖啡馆、中西餐厅、书报亭和小摊，散步有梧桐蔽日 的人行道，还要有历史感——只有武康大楼了。
武康大楼(诺曼底公寓) 名头很响，位于上海淮海路-兴国路-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六岔路口，解放前是类似老张这样的金领住的地方，解放后发给孙道临等文艺界人士居住，对面是宋 庆龄故居。这种款式叫骑街楼，我在纽约见过很相像的一幢。楼下有百年历史的紫罗兰美发厅，几个老外建筑师开的ARCH酒吧，街对面是东南亚风格的家居店， 旁边却是个简陋的蔬菜水果摊，还有个杂货店、小书店。纽约的一些街道也是这样的，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东西比邻而居，方便舒适，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着。
我最近在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简·雅各布斯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好城市？扼要列出了一座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的四个要点：用途混杂、街区小路网密、不同年代建筑并存，密度够高，应该说是总结得恰到好处。
一，用途混杂：城市生活的很多需求，只有交叉混杂在一起才能产生优化效应，才能每天大部份时间有人气。许多规划者误以为土地用途的界定代表了科学的现代化 城市规划，病变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做法，认为城市生活应该以功能来分区，如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纯商业区，结果却扼杀了城市活力，制造了生活不便和无法解 决的交通拥挤，以及晚上的大片死城甚至犯罪黑点。我在美国休斯顿住过四年，它就是个典型的 “between of nowhere”的大城市：没有人行道，没有公交系统，人人都开车，买根葱也要开车。大家都住在郊区，高峰时就拥堵在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市中心十五 幢火柴盒样的办公楼，到了周末就成了“死城”。我离开那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散步。
二，街区小，街道密，人行道的使用率就很高，商店就会存活下去；马路就可以相应较窄，配以公交，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这是我心目中典型的上海街道， 而在北京就觉得步行很不方便，走十里地也找不到个便利店；北京马路很宽，大多有隔离带，错过了一个路口，再想过马路就很难了。
三、不同年龄建筑的并存，新的附加在旧的之间，就像有机耕种讲究不同植物混杂的精耕。上海武康路、乌鲁木齐中路一带很多老建筑挂上了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 也有汇贤居这样的新楼盘，还有新建的世贸大楼，里面汇聚了奥美等创意行业公司，职员便在附近租房子。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却依然存在，包括附近一溜的杂货 店、廉价餐馆，使这个街区不至于精贵到“连油条都买不到”，午饭后我常在这一带溜达。
四、高密度不等于过分拥挤，但很多规划者误把高密度老城看作贫民窟，不思逐步改进，醉心大规模拆迁，把低收入者集中到偏远的高楼，把中产者搬去近郊低密度 联体别墅区，一举谋杀了不少大城市和郊区。我有一帮海归朋友集体买了沪青坪公路旁的别墅，现在叫苦不迭，原来房产广告上描述的“30分钟到恒隆上班”成为 泡影。高峰时间，进入市区的沪青平公路和延安高架成为“华山一条路”，车速可以用“挪”来形容。
城市密度一低，加上地区用途分隔，必会造成行人稀落，小区住着同质性很高的居民，商店集合在大型商场，没有空间蔓廷，出现“亚市区”现象，（比如上海浦东的碧云社区，住在里面的老外超级无聊），复杂多元的城市生活被单调的亚市区生活所代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搬去武康大楼，虽然生活面积从160平米降至30多平米，但对一个单身的、生活得有腔调的人来说，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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